２０１６年，中国刑法修正案（九）有关组织考试作弊罪条款将首次适用于高考。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要诚信考试，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和考场规则，切勿轻信各种团伙和个人“助考”的蛊惑以致上当受骗，蒙受损失，抱憾终身。 刑法修正案（九）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３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据了解，教育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严厉查处高考中各类违规行为，对于考试不诚信、违纪作弊的考生，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有关规定，取消其当年高考报名资格或录取资格，视情节严重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１年至３年的处理，并将其违规事实记入考生诚信电子档案；已经入学的要坚决取消学籍。 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将移交司法机关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处理。刑法修正案（九）和新修订的教育法都对考试作弊行为的处罚进行了明确规定。 （文章来源：新华社；图片来源：网络）  Read More

数十年来，出版社、时尚杂志、咨询公司、倡导团体、电影制作公司和经纪公司的老板们通过让助理们低工资长时间的工作，把他们培养成下一代大人物。 我们可以称它为《穿普拉达的女魔头》(Devil Wears Prada)经济。这本小说以《Vogue》长期主编安娜·温图尔(Anna Wintour)为创作原型。 但是现在，奥巴马政府在推动给大部分年薪47476美元以下的工薪族支付1.5倍的加班费，所以这种商业模式突然遭到攻击。对于依赖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愿意牺牲报酬和自尊，以换取未来得到体面职位的公司来说，这项变革不只是经济挑战。 有些人经受了大中午去买咖啡、深夜收到工作邮件的考验。在他们看来，政府的加班规定代表着一种文化变迁的开始，但它不一定受人欢迎。 “你希望在晚上8点撞见老板，”沃克曼出版公司(Workman Publishing)的首席执行官丹·雷诺兹(Dan Reynolds)说。该公司出版过《海蒂怀孕大百科》(What to Expect When You’re Expecting)以及桑德拉·博因顿(Sandra Boynton)的很多童书。 “我感兴趣的是这会如何影响它，”雷诺兹说，“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化。” 这项新规的支持者们认为它有很多益处，称它将遏制过度拼命工作的文化氛围，也许还能让白人和有钱人主导的精英圈子变得多样化，因为现在的社会过于依赖人脉，如果没有富裕的父母，就只能挣到可怜的薪水。 这项法规将于今年12月1日生效。不过，它可能会让很多已经身居要职的人感到无所适从。 去年夏天，美国劳工部(Labor Department)提出此项加班法规后，沃克曼出版公司的总经理吉尔·萨拉伊(Jill Salayi)给劳工部写了封信，称该公司无力承受给所有新来的员工支付加班费或将他们的工资提高到新门槛，所以在很多情况下，该公司将不得不缩短他们的工作时间。 “对他们的要求将变少，”她解释说，“那意味着他们的事业得不到充分发展，他们也无法适时获得进步或提升。” （雷诺兹强调说，沃克曼有信心从财务上进行调整。） 有些受人瞩目的非盈利组织表达了类似的顾虑。从意识形态角度讲，美国公共利益研究组织(United States Public Interest Research Group)和司法观察组织(Judicial Watch)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前者的宗旨是打击伤害消费者和环境的公司；后者是保守派活动人士在20世纪90年代创立的，主要是为了揭露克林顿政府的腐败行为。但这两个组织在给劳工部的信中都表示，新的加班法规将妨碍他们完成培养年轻理想主义者的使命。 “我们进行调查时，会派他们去克林顿图书馆查资料，”司法观察的人力资源主管苏珊·普拉瑟克(Susan Prytherch)在提起初级职员时说，“以后派他们去之前，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考虑。” 电影、电视和数字媒体编剧的代表机构——美国东部编剧协会(Writers Guild of America, East)的执行主管洛厄尔·彼得森(Lowell Peterson)称，这种模式在好莱坞也依然盛行。 他说，“担任编剧的助理往往是年轻人进入这个以编剧为生的行业的途径。” GMMB的执行合伙人雷琳·奥尔森(Raelynn Olson)表示，在政治界也是如此。该公司领导的团队曾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两次总统竞选制作广告。“我们公司的很多高管都是从这里的初级职位开启自己的事业，包括我们的一些合伙人，”奥尔森说。 但是，问题在于，在努力完成一项工作的同时展现自己具有完成更大任务的能力就需要工作很长时间。 博雅公关(Burson-Marsteller)的华盛顿分公司为各种商业和政治客户处理公共关系、做民意测验。该公司所谓的合伙人的年薪通常在4万至5万美元，每周的工作时间一般远远超过40个小时。有些人还要在日常工作之外参与24小时监视媒体对客户的报道，这可能会让他们加班至深夜。 按照联邦政府之前的加班法规——它自动适用于大部分年薪少于23660美元的工薪族——加班时间基本上不予计算，所以这些年轻合伙人是相对便宜的人力成本（年薪高于这个标准的员工按照一个主观得多的“职责”测试，有资格申请加班费，但这笔钱是往往拿不到手的）。按照新法规，很多这样的员工如果每周工作超过40个小时，将获得1.5倍的加班费——如果他们的薪水依然不变的话。 该公司的一位发言人凯瑟琳·沙利文(Catherine Sullivan)称：“博雅一直给符合条件的员工支付加班费，以后也将继续支付。”她指出，比合伙人级别更低的员工目前有加班费，也参与24小时监视工作。 一些原本已经给予年轻员工较高报酬的公司表示，他们很可能会把员工报酬提升至超过新标准。 但是那种方式可能不太适合小公司，因为小公司的员工工资在总成本中占的比例较高。威立版权代理公司(Wylie Agency)的一位前雇员称，该公司的助理版权代理人的年薪在3万美元左右，通常每周工作50至60个小时，没有加班费。该公司的纽约分分公司通常有8至10位版权代理人。 威立公司的这位前雇员由于害怕遭到报复，所以要求匿名。此人称，大家都觉得公司期望员工长时间工作，所以上午9点之后上班或下午6点半之前下班的员工通常觉得有必要给整个办公室的同事发邮件，解释离岗原因。 这家公司的老板安德鲁·威立(Andrew Wylie)说，如果是他自己要求初级员工加班，他会考虑支付1.5倍的加班费，但如果是他们自愿加班，他不会给加班费。“你要我怎么办？拿着秒表坐在门口？”他说，“我不会那样做。” 曾参与《纸牌屋》(House...Read More

日媒称，力争让日军慰安妇问题相关资料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记忆遗产的韩国民间团体6月1日宣布，5月31日已与日本、中国及荷兰等国的市民团体一同将约2700份资料申遗。该韩国团体6月1日在首尔召开记者会，强调“如果申遗成功，将有助于全世界的历史教育”。 据日本共同社6月1日报道，韩国团体称，申遗团体的核心是日中韩及菲律宾等国市民团体去年5月成立并在韩国设立事务局的“国际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认为原慰安妇“拿出勇气发出声音是实现正义的第一步”，并将相关资料冠以《日军“慰安妇”之声》的名字申遗。 报道称，资料中除了原慰安妇的证言记录、照片及图片外，还包括市民团体的调查资料及活动记录等。 中国去年曾将慰安妇相关资料申报世界记忆遗产，但未能成功。中国外交部5月31日表示支持韩国团体等的申遗行动。 韩国政府在2014年的工作计划中提出争取于2018年前使慰安妇资料成为世界记忆遗产。由于日韩两国去年年底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共识，韩国政府似乎正在避免参与申遗工作。 报道称，日本政府去年对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资料入选世界记忆遗产提出反对，认为“这是政治利用”，目前正在争取试图改善申报制度。 （文章来源：参考消息网）  Read More

中国温州——在23年前，陈福荣和妻子买下了一处靠近市中心的住房，位于绿树成荫的运河旁。这处房产是他们家在中国经济奇迹中获得的自己那部分的财富，夫妻俩梦想着把它传给子孙后代。 然后，当他们的邻居试图出售自己的房产时，事情就变得不确定起来。 就像中国的其他所有房主一样，陈福荣和邻居是自己住房的所有者，但房屋下面的土地却不属于他们。中国所有的土地都属于政府，以20到70年的租约出租给了开发商和房主。 这位邻居姓王。当她试图出售自己的公寓时，当地官员告诉她，土地租约已经到期。他们对她说，要想出售公寓，她就必须向他们支付房屋售价的三分之一。 王女士的抗议在全国引发了关注。突然之间，在房产上投入了数亿——乃至数万亿——资金的无数中国人，都变得忧心忡忡起来。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其他地区的地方当局也采取同样的做法，自己的很大一部分财富就可能落入政府手里。 “我们的土地产权到期后会发生什么？”69岁的陈先生发问。他和妻子手中的租期为70年。“到期的时候我可能已经过世，但我可以把它留给儿子吗？” 中国的股市震荡不断，对向海外汇款又施加了严格限制，因此很多中国家庭把资金投向了住宅。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甘犁表示，中国家庭把近三分之二的财富投入到了住房上。他主持的中国家庭调查有很多读者。一些家庭拥有两处或更多房产，就像美国投资者炒股一样进行买卖。 中国想要在经济方面更上一层楼，公众的家庭财富是个关键。随着出口和制造业这些可靠的增长来源走弱，中国正在试图把公众变成美国风格的消费者。如果对家庭财富有信心，人们会更容易打开钱包消费。 但是，即使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住房拥有率的提升，它却几乎没有采取行动来放松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中共在崛起期间对地主进行过打击，上台之后又采取了苏联模式，将所有的土地国有化。虽然在毛泽东逝世之后进行了改革，人们可以拥有自己的住房，但土地所有权继续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也成为了它在中国经济中的主要筹码。 一些专家认为，中央政府不能再继续充当“国家地主”了。“我们国家仍然相信一个过时的理念，”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前所长茅于轼说。“公有制的老祖宗苏联已经垮台了。我们还在坚持。” 把土地分给公众也不是那么容易。地方政府没有征税的权力，因此，土地出让金是他们为数不多的资金筹集的途径之一。 茅于轼表示，让个人获得土地所有权可能也会导致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对大量土地所有者要怎么征税？”他问道。 在2007年，为了安抚房主，中国开始要求地方政府对70年的产权进行自动续约。然而，对于房主是否需要交钱续约，短于70年的租约又会怎么样，法律上却没有动静。 华东政法大学助理研究员孙煜华说，中国的立法机构需要解决这一问题。“否则会造成巨大纠纷，”他说。 土地租约不确定性问题的爆发，正值中国公众对住房价格的承受力在引发更广泛的担忧。在一些规模较小的城市，空置的公寓房供过于求，但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富裕城市，住房价格却在稳步上升。 正如国有报纸《环球时报》5月4日的一篇评论文章所言，“千百万购房者已经在过热的市场上为高房价买了单，很难接受其积蓄将再度缩水的事实。” 温州是一个人口800万的东部沿海城市，也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以后最先创办私企的城市之一。北京方面正密切关注这里的动向。据国有媒体报道，今年4月，国土部曾派工作组前往温州调研。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的官员拒绝置评。 在温州，至少有三个小区的业主被政府要求缴纳土地使用证续期费用，其中包括王女士居住的横河北小区。陈福荣夫妇住在该小区一处不起眼的普通住宅里。他们的公寓位于一栋灰砖建筑的三楼，有两间卧室，面积仅为54平方米左右，显得颇为局促。 横河北小区是一片方头方脑的建筑，与之毗邻的一条面繁忙街道上林立着面摊、菜市场以及其他小店。小区旁边，树木与花坛沿着运河河岸排列开来。陈福荣说，这里的社区中心是当地居民集资修建的，设计得好像一座中国寺庙。 这个不起眼的社区被王女士的惊人发现搅了个天翻地覆。业主们纷纷开始查看他们的土地使用证。中国记者挨家挨户采访，尤其是在王女士住的那栋楼里。“记者实在太多，所以她都不想接受任何采访了，”陈福荣说。 我们进行了电话采访，接电话的人自称王女士。她说她正等着看政府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她拒绝进一步置评。 在中国，地产记录的完备程度参差不齐，相关记录都是比较新近的时间建立的，且不对公众开放。根据王女士的邻居和当地媒体的说法，三年前，王女士一家花140万人民币（以当前汇率计，约合21万美元）买下了她那套面积约为80平方米的公寓。 几个街区之外，同样受到影响的水心小区的居民想要知道，当他们试图卖掉自己的公寓时会发生什么。 “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退休房地产经纪人葛清传把摩托车停了下来，说道。“以前没人关注土地使用证，但现在它们成了问题。” “举个例子，”他继续说道，“如果你要买一套新公寓，想用手上的一套土地使用期限为20年的公寓申请抵押贷款，银行是不会借钱给你的。” （文章和图片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Read More

越南战争结束40多年后，数十名年迈的美国老兵重返越南生活。他们中有些人难以适应美国的平民生活，也有些人回来是希望为他们在战争中所犯的罪行进行赎罪。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5月27日报道称，在岘港五行山下，戴着斗笠的妇女游走着售卖纪念品。有电梯将游客送到山顶上，在上面放眼望去，一边是越南中部的农村，另一边是南中国海。 1968年戴维·爱德华·克拉克在五行山中宿营，不过如今这位66岁的老人说当时不可能去爬山。谁爬山谁就会成为在附近宿营的越共袭击的靶子。 克拉克说：“我们甚至规定出门必须带枪。因此我一天到晚M16步枪不离身。而且我每遇到一个越南人，我就把枪口戳到他们脸上。男人、女人和孩子都不例外。我想让他们害怕我。那会给我更大活下来的可能。” 40年后，克拉克又来到越南，这次不是跟越共打仗，而是要开始新的生活。大约有100名甚至更多的美国老兵在越南定居，克拉克是其中之一。他们中很多人生活在岘港或其附近。在越战期间，美国最繁忙的军事机场就在这座城市，这里也是第一支美军1965年抵达的地方。 戴着一副太阳镜的克里克说，“战争结束后回到美国，没有一天不想念越南。我经常醒来一身汗水。我看到有人，其实并没有人。一次，我半夜起来，准备在我房子周围搞伏击，因为我认为越共要过来抓我。摆脱这些回忆的唯一办法就是喝酒。因此我酒喝得太多太多了。” 2007年，克里克终于后退了一步。为此，他不得不重返将他的排与敌人分开的那座山，而且平生第一次爬到了山顶。“在山顶，我感受到一种之前从未有过的安宁。不再有炸弹，不再有战斗，不再有战斗机从头顶飞过。那时我才觉得战争结束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数万美国老兵重返越南，大多数是到他们曾经服役的地方去旅游。在西贡（现在的胡志明市）沦陷几十年后，很多老兵仍然不清楚他们为何而战。 66岁的理查德·帕克就是其中一位。他说，越战后他“失去了理智”，20年来他过着酗酒、吸毒和滥性的生活。 他说：“我四处漂泊，在餐馆打工，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活着还是死亡，对我来说没有关系。” 越战中毁灭和死亡的记忆一直困扰着他。他说：“我过去严重被洗脑，在奔赴战场前，我就很想去杀越共。不过当我离开越南的时候，我喜欢上了那里的人们。他们有多危险？他们就想着种稻生娃。” 多年来帕克患有严重创伤后遗症，现在11%的越战老兵深受这种疾病的折磨。数万人自杀了。对帕克来说，结束这种痛苦的唯一办法是重返越南。“在这里我或多或少找到了安宁。有时我去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看看，当年混乱不堪，残垣断壁，如今生机勃勃，充满希望。” 美国越战老兵返越并娶了当地姑娘 另一位老兵拉里·维特尔在“越战之子”网站工作，这个网站的宗旨是向人们介绍越战的影响。在这位73岁老兵的宽敞房子里，挂着美国和越南两国国旗。沙发上方有一幅结婚照——今年夏天，维特尔跟他的越南女友段霞结婚了。 2012年11月，维特尔回到岘港，原来打算只呆3个月，帮助一个家庭照顾两个因橙剂而患病的男孩。橙剂是美军用来灭除树丛灌木的化学除草剂，时至今日仍然会让人罹患癌症和畸形。 被朋友们称为拉里上尉的维特尔说：“我觉得我们需要恢复某些东西。美国政府拒绝做，所以我来这里尽自己的义务。” 3个月之后让维特尔留下来的还有一份负罪感。 “我脑子里有一个我不想打开的密室，因为我害怕里面会有什么出来。我不清楚里面有什么，然而密室的门时不时会打开一点，我就会做噩梦。或许这个密室就是我留在越南的原因所在。我们在这里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情。” 戴着太阳镜的70岁白胡子老翁查斯·雷曼声称他重返越南是上帝的意愿。他说，皈依基督教挽救了他，使之没有陷入抑郁、失望和严重创伤后遗症的黑洞。 他说：“我被派到越南时，任务似乎很简单：我必须阻止自由的南越成为越共的奴隶。不过，从我踏上越南的土地，我就知道这是不对的，我必须离开这里。回到美国后，一切都觉得没有意思，到处格格不入。接着耶稣拯救了我，使我的生命有了意义。” 雷曼跟其他志愿者一道将食物、饮料、衣服和毯子分发给越南中部高地贫困的少数族群。他们去一次可以帮助65－300个家庭。他说：“在战争期间，我同情越南人，但是我不可能信任他们。现在我喜欢上了他们。” 理查德·帕克说，重返越南是结束凝固记忆的一个途径。“只要不回越南，就会记着越南是一个战争国家。” 虽然他有时教授英文，不过这位前漂泊者的大部分日子在读书、散步、与朋友交谈和享用越南美食，简简单单。 他介绍越南如何让他又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时眼睛露着喜悦。如今他经常笑呵呵的。他说：“越南人尊重我，甚至比我在美国作为一个老兵还受尊重。” 戴维·克拉克希望看到更多的老兵回到越南。他多次回到越南。一次在越南骑摩托车从北向南的旅行中，发生了在1968年他绝对想不到的事情——他爱上了一个越南女人，2年前他们结婚了。 这位老兵深深吸了一口气。他摘下太阳镜，擦去眼泪。他的声音突变。“我过去认为越南人是世界上最肮脏、最下等的家伙。但是现在我生活在这里感到很幸福。我知道这是我的归宿。战争结束了，我将终老在这里。” 在他的客厅，拉里·维特尔用他的便携电脑给我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是他，20世纪60年代，20多岁的他坐在直升机里。飞机下面是越南的热带密林，他旁边是一位端着机关枪的战士。维特尔说：“战争之后，我有很多疑问，但是没有人告诉我答案。” “于是我自己研究。我读的东西越多，越不明白我们为何被派到越南。我发现他们向我们说了太多的谎，心里想:‘如果我是越南人，我也会跟越共一起战斗。” 他的妻子段霞从厨房里爱意浓浓地看着他。拉里上尉可能年龄比她大很多，而且可能一些越战记忆她永远不会完全理解，但是她爱他。她说：“他心好。不仅对我，对每个人都是一样。” （文章和图片来源：参考消息网）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