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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12, 2016
(本台4月12日纽约报道)4月22日,由美国华人票房文化传播公司推出的东方歌舞团大型舞蹈《国色》将在纽约皇后学院蔻登剧场(Golden  Auditorium  Queen College)上演。届时,观众将穿越上下五千年,欣赏到中国文化精髓。 由国家一级编导沈晨导演的《国色》,以古典舞为主要表演形式,选取中华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青花瓷器、茶道竹韵、江南油纸伞、旗袍、书画、中医、昆曲等元素,以舞蹈为语言,以情感为主体,让观众仿佛穿越上下五千年,流连在中华文化的熠熠光辉中。 据了解,从3月25日至4月24日,《国色》在美国、加拿大15个城市巡演17场,在北美再次刮起东方文化“旋风”。10年前,东方歌舞团来美演出《秘境之旅》,售出4.4万张入场券,创造北美演出票房纪录。时隔10年,东方歌舞团再度来美,让人无限期待。 东方歌舞团是中国国家级表演团体,曾经负责统筹2015年米兰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展演活动,也是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主要表演团体。歌舞团培养的王昆、李谷一、朱明瑛、成方圆、郑绪岚等曾经是一代人美好的青春记忆。 纽约各大书局皆设售票点,全美免费售票热线:855-343-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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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调查显示,改善性别差异问题,将至少为美国在2025年前增加2.1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收益,这一数字相当于得克萨斯州的经济规模总量。 彭博社7日报道,该调查报告负责人、麦肯锡公司合伙人格维林(Kweilin Ellingrud)表示, 尽管美国在性别平等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改善性别平等问题仍有如此之大的经济扩充机会还是令我们感到非常吃惊”。去年9月,麦肯锡咨询公司表示,实现全面的性别平等将为全球经济做出28万亿美元的贡献。 格维林表示,完全消除性别差异将使美国GDP增加4.3万亿美元,而2.1万亿美元的预估则代表了更为现实的改变。这一数字,是基于美国各州,以早前10年间经济改善最为快速州的相同速度发展所做出的假设。该项调查着重关注了10项指标,包括女性在管理岗位及科技岗位的就业人数、女性的政治影响力,以及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等。 麦肯锡评估,约有38%的GDP预期收益将来自对女性就业率的支持。格维林表示,目前女性在工作中的就业比例是57%,而男性则为69%。 640万个就业岗位 由于年轻一代女性倾向于选择继续深造,而高龄女性将逐渐退休,美国劳工统计局(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预计,在其主要工作年限(年龄在25岁至54岁之间)的女性数量将在未来10年内下降约两个百分点。而麦肯锡公司2.1万亿美元的预估则要求这部分女性的就业比例维持在74%的高位不变。 与此同时,另外32%的GDP预期收益则来自于缩小全职男性与女性人数工作比例的差距。在全职工作岗位中,女性占比为42%,而在兼职工作的占比却为64%。此外,更多女性就职于医疗服务或高级制造业等高薪行业,也将确保实现GDP的预期收益。 麦肯锡表示,经济总量的提升将为美国创造640万个工作岗位。 研究者正日益将性别不平等问题与女性收入联系起来,并更加关注男女薪酬与休假平等的问题。非营利性倡导组织、美国妇女法律中心(the 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上周早些时候表示,性别收入的不平等导致美国女性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平均失去了43万美元的收入。 美国的单身母亲家庭 格维林表示:“美国各州不能充分利用其在GDP中的增长份额,除非解决了单亲家庭的社会影响问题。” 在一项新进的研究当中,麦肯锡增加了单亲母亲家庭与少女早孕两项在此前的世界报告中未加入的调查类别。格维林表示,1/4的美国儿童是被单身妈妈带大的,在这之中,45%的孩子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美国每年的私生子女人数是160万,其中15%的孩子是由少女早孕所生。美国的青少年怀孕率几乎与乌兹别克斯坦、吉布提和伯兹瓦纳的童婚率相同。 格维林表示,这些问题损害了美国女性的就业机会。因为年轻的母亲势必错过最佳的教育时机,而未婚的妈妈们尽管被企业雇佣,也往往缺乏时间与帮助发展自身职业技能以获得更高薪的工作。对于这些因素的影响,该报告并未给出确切的经济数字。 领导层的不平等 麦肯锡还在以下四个方面将美国性别不平等问题分为了“高度不等”和“极为不等”,它们分别是:管理层女性、政治代表、女性暴力和无薪陪护。美国是唯一一个不强制执行带薪产假的发达国家,包括纽约州在内的一些州政府正在对此做出调整。上个月,纽约州长安德鲁·库默(Andrew Cuomo)将强制带薪产假纳入了政府预算。 此外,该报告还指出,在专业与技术工作岗位与产妇死亡率等方面,不平等问题却并不那么明显。在高等教育中,女性的表现优于男性。 格维林表示,如果能够匹配最佳表现,那么截止2025年,美国全部50个州将至少增加5%的GDP收益。其中一半的州将获得10%或更高的收益,诸如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和密歇根州等。 该调查对美国50大城市(为全国GDP总量贡献65%)建立了细微的差异化评判分级。调查发现,巴尔的摩和亚特兰大的性别平等表现最佳。在巴尔的摩,有更多的女性获得了政治权力与劳动所得,亚特兰大则在专业与技术工作领域表现出了性别平等。 该报告最后指出:“建造更为包容与平等的社会对城市所赋予的责任是义不容辞的”。 (文章来源:美国侨报网;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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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长岛学生被全部八所常春藤盟校录取的新闻,上周在网上引发热议,许多人纷纷留言表达赞赏。 然而,当弗吉尼亚州尚蒂利的高中毕业班学生彼得·康(Peter Kang)上周在自己的Facebook上看到一篇《纽约时报》文章,从中了解到这位名叫奥格丝塔·乌瓦曼祖-纳(Augusta Uwamanzu-Nna)的学生后,他发出的是一通怨言。 “这恰恰就是导致大学录取率下降、上大学难度大幅增加的原因,”他在Facebook上写道,这番言论引起了评论栏里的一场热烈讨论。 许多学生跟彼得·康有同样的不满,其关键在于,他和他的同学们申请了太多学校,导致录取率下降,让门槛高的大学愈发显得高不可攀,从而导致更多学生去申请。 “这似乎就是一个恶性循环,”17岁的彼得·康在接受采访时说。 招生专家说,他的话不无道理。 彼得·康认为问题出在“通用申请”(Common Application)上,这种标准化的表格近年流行了起来,已经被超过600所大学采用,包括所有常春藤盟校。这份表格使用很简便,以至于许多学生会想也不想就在申请里增加一所、两所甚至10所大学。 彼得·康承认他在申请时也用了“万箭齐发”的办法。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我也属于在占制度便宜的人,”他说。 他申请了21所大学,只有两所不是通过“通用申请”提交的,其中六所录取了他。他申请了所有的常春藤盟校,但全部被拒。 这样的经历让他深感气馁,不过,尽管有这些不满,他说他还是替乌瓦曼祖-纳高兴,她是一个尼日利亚移民的孩子。 “她做了跟我完全一样的事情,但她出结果了,我不会因为别人去增加概率而生气,”他说。“现在申请太方便,而且承受很大的压力,必须去申请。” 招生专家提到了一种叫做“入学申请通胀”的趋势。学生提交申请的数量之多是空前的。据大学招生咨询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llege Admission Counseling)的统计,1990年只有9%的学生会申请七所或更多的学校。到了2013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32%。 但是专家还提到,大学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止住这种势头。 举例来说,设想20年前乌瓦曼祖-纳只申请了四所藤校。在同等条件下,她入读一所大学的概率为四分之一。快进到现在,这个概率就降到了八分之一。 为了确保招生满员,“这些学校需要想方设法去弥补,”招生咨询协会公共政策总监戴维·霍金斯(David Hawkins)说。 他说学校的其中一个做法是录取更多的学生。它们还会更主动地去推广自己,扩大申请的基数,此外在做录取决策的时候,它们会更多地去考虑这名学生是不是真的想要入读。 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大学更看重的是所谓申请者“表现出的兴趣”,而不是成绩排名或教师推荐。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免除申请手续费,或向考试机构购买抢手学生的名单,向他们发出“快速申请”手续,申请者只需签名即可。 大学表示主动征召的行动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能够触及一些原本不打算申请的学生,另一方面也能增进校内的多元化。 然而批评人士指出,这其中显然还有一个更自私的动机。 “大学喜欢大肆宣传自己的申请人数屡创新高,”纽约州波基普西市玛利亚教会学院(Marist College)的本科生招生主任肯特·莱因哈特(Kent Rinehart)说。“他们喜欢拒绝更多学生。这对它们的毕业生来说是好事,对在校生来说是好事,对学校的排名和评级也有好处。” 大学招生图景的改变给学生们带来的,是更多的困惑和焦虑,这让他们陷入一名专栏作者所说的“全国大激愤”之中。 不过招生顾问们也表示,大多数学生有理由保持冷静。因为尽管精英院校的入学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但全国各地的四年制大学的平均入学率,依然非常平稳地保持在大约65%。 “这里的核心信息是,学生人数和招生名额的比例没有发生剧烈变化,”莱因哈特说。“改变的是学生们提交的申请数量。” 奥格丝塔·乌瓦曼祖-纳在周一重申,她通过“通用申请”申请全部八所常春藤盟校以及另外四所其他院校,不是为了拿到所有这些学校的入学资格,只是希望能被其中一所学校录取。 至于被这些常春藤盟校拒绝的彼得·康,他表示希望自己能在今年秋天进入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就读,这所学校曾诞生不少法官、商业领袖和火箭科学家。 (文章和图片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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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台4月11日纽约报道 即日起至8月31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PS1推出北京艺术家曹斐在美国的首场博物馆个人作品展。曹斐是中国最富有创意的青年艺术家之一,她的多媒体作品主要探索了中国年轻一代的生活体验,记录了他们在飞速发展的社会中,克服挑战和逃避现实的状态。她的影像艺术和艺术装置混合了社会评论和流行美学,参考了超现实主义元素,但保留了纪录片的传统,从而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急速变化。 梦想和现实之间的相互映衬是曹斐大多数作品的生命力所在。2004年的《角色扮演者》(COSplayers)是一部融合了摄影和摄像的艺术作品,作者融入了中国“动漫扮演者”群体,一群喜欢聚在一起扮演日本动漫人物的年轻人。这群年轻人穿着奇装异服穿梭在作者的故乡,广州——一座以工业制造而非想象创作而闻名的城市。在2007年的作品《人民城寨》(RMB City)中,作者以“中国翠西” (China Tracy)的虚拟人物身份游历网络游戏“第二人生”,花了几年的时间在网络游戏中建造出虚拟城市,将作者口中的“中国现实中大量充斥着的标志和对国家未来的粗略想象”融合在一起。这部作品呈现出来是在彩色印片游乐场上漂浮着标志性建筑和以毛主席头像为装饰的空中购物中心。在她2006年的短片《谁的乌托邦?》(Whose Utopia?)中,灯饰厂的工人们在枯燥的工业环境中疯狂地演绎出他们自己的幻境,或跳舞,或弹奏吉他。在曹斐所有的作品中,通过将现实和幻境中的极端融为一体,生动地凸显了世界公民和网络公民面对社会急速变化的心理世界和客观环境。曹斐在MoMA PS1的个人展将展现出她不同时期的作品,以不同的媒介为平台,包括影片、摄影、雕塑,和艺术装置。 生于1978年的曹斐,最近在维也纳的Secession Museum举办了个人展(2015年)。她的作品还曾在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2015年)、泰德现代美术馆(2015年)、德国古根海姆博物馆(2010年)、日本东京的资生堂画廊(2009年)、伦敦的蛇形画廊(2008年)和横滨三年展(2008年)展出。除此之外,她的影像作品还曾在古根海姆博物馆、国际摄影中心、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和巴黎的东京宫展出。她是2006中国现代艺术奖最佳青年艺术家获得者。 MoMA PS1是美国致力于现代艺术发展规模最大、最有资历的组织。它由Alanna Heiss建于1976年,前身是P.S.1现代艺术中心,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其目标是将纽约的废弃老楼转换为艺术工作室和展览馆。 2000年它成为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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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虽然中国人已习于把灰濛濛的天当作环境灾害的指标,但在周一,一项受到广泛关注的统计数据却把矛头指向了国民脚下的严重污染,也就是农田、工厂与住家大量使用的地下水。 根据中国水利部最近发布的《地下水动态月报》里引用的数据,2103眼受测井中的地下水,有超过80%遭到工业与农业排出的地表水严重污染,使得这些井水不宜作为饮用水与生活用水。这些受测的水井散布在人口密集的平原地区。 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的关大博教授表示:“在我看来,这说明了为什么水是中国最重大的环境议题。”关大博长期研究中国的水污染与水资源稀缺问题。 “城里人每天都看得到空气污染,所以民众在这方面施加了很大压力。不过人们在城里看不到水污染的情形有多糟,”关大博表示。“所以他们没有同样的感受。” 这份最新统计远不是首次呈现中国地下水储备与地下水域遭工农业排水损害的情形。不过这些近来发布且直到周一才被地方媒体大幅报道的数据,戳到了那些对由污染造成的健康危害愈发敏感的中国人的痛处。 “中国还有没有干净的地下水?”每日经济新闻的一篇网络评论这么问道。该网站稍早的报道引起了对这些数据的广泛注意。“刚刚公布的真相让人揪心。” 然而,这种揪心在多大程度上是必要的,目前还很难说。 这批调查监测的是浅层地下水。不过根据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的说法,许多中国城市抽取作为饮用水的是更深层的地下水源,深度达地表下数十甚至数百米。然而许多小型市镇与乡村地区的居民仍从浅层水井提取家庭用水。 “使用重度污染的浅层地下水的城市越来越少了,”马军在访谈中表示。“大部分都是挖深层水井来抽取饮用水。这是很重要的区别。” 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承认国内水井和地下水储备受到超采威胁与大规模工农业污染。中国环境保护部在2011年发布了《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要在2020年之前遏止地下水污染趋势。 该规划表示,中国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量自上世纪70年代的每年570亿立方米,增长到2009年的每年1100亿立方米,占全国总供水量的近五分之一;中国北部干旱地区则有三分之二的生活用水来自地下。 不过,地下水污染状况的评估数据,会因为受测井的深度和所在地点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水利部2014年的年报称,2071眼受测井中水质“很差”的接近半数,另有36眼“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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