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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讯
随着伊利诺伊州和俄亥俄州的初选选民前往投票站,这两个丢失了大量就业机会的传统工业州的美国工人阶级,在周二晚将再次有机会展示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上周,密歇根州的造反选民把民主党初选的胜利送给了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同时继续保持了非正统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的领先地位。 选民的愤怒和沮丧,虽然部分是由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所导致的,都可能不会让这两名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位成为总统。但这种情绪已经对美国的未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动摇了一个曾经坚定的共识,即自由贸易必定是一件好事。 “总统竞选活动中的经济民粹主义迫使人们认识到,不断扩大的贸易是一把双刃剑,”副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的前经济顾问贾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写道。 看起来最令人惊讶的是,常常被人认为是短视的、无法全面了解贸易所代表的经济权衡的愤怒的工人阶级,似乎早明白了专家们迟来的真理:贸易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好处也许并不总能证明其代价的正当性。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三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戴维•奥托尔 (David Autor)、苏黎世大学的戴维•多恩(David Dorn),以及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的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对我们所有人从小就相信是正确的理论提出了深刻的挑战,该理论认为一个经济体会从贸易冲击中迅速恢复过来。从理论上讲,像美国这样的工业发达国家,应该把劳动力转移到能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更先进的产业,以此来应对出口竞争。 他们研究了大约20年前,在中国突然出现在世界市场上之后,美国工人的经历。他们的结论是,理论上该出现的调整从未发生。或者至少还没有发生。在受影响最大的本地就业市场,工资一直很少,失业率高居不下。从全国来看,也没有迹象表明其他经济领域能提供就业增长,来抵消制造业的失业。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暴露在中国竞争下的当地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下降,每年让每个成年人减少了213美元的收入。 在另一份他们与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隆•阿齐默鲁(Daron Acemoglu)和布兰登•普莱斯(Brendan Price)合写的研究报告中,他们估计,1999年至2011年累计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成本,是多达240万美国人的就业机会。 “这些结果应该让我们重新思考贸易带来的短期和中期效益,”他们提出。“由于未能预见贸易造成的错位可能如此严重,文献有责任为贸易所带来的好处给出更有说服力的估计,让赞成自由贸易的人不只靠理论的根据,也有证据基础表明谁受益、谁吃亏,各是多少,在什么条件下。” 全球贸易带来了不可否认的好处。在它的帮助下,数亿中国人在短短几十年里摆脱了贫困,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壮举。它保证了苹果公司可以受益于中国充分的廉价劳动力供给。让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得到价格更优惠、更好的制造产品。 虽然如此,但奥托尔提供的证据表明,尽管在考虑了谁赢谁输之后, 贸易对一个国家在整体上有好处,但当考虑到它把蛋糕的分配改变了50%之后,支持贸易帮助全球经济蛋糕增长了3%的证据就比较弱了。而且当美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兴趣去补偿在这种贸易中失利的一方时,情况就尤其是这样。 中国大步跨入市场经济的影响正在减弱。中国的市场经济曾经吸引了上亿的贫困农民进入制造业,他们主要为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制造出口产品。中国的工资水平正在快速升高。中国的出口和经济正在放缓。 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贸易没有如此之大的破坏性。尽管有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种种批评,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评估其对美国工人的影响并不太大。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往来,相对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要小得多,也更平衡。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于1994年生效后的多年里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只是在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获得稳定进入美国市场的许可后,才大幅度减少。 但是,中国出口带来的冲击给美国工人阶级造成的创伤尚未痊愈。这种不成比例的影响提醒华盛顿的官员们,也许应该改变其在未来贸易自由化方面的做法。最重要的是,它指明需重新考虑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处理贸易分配后果的问题。 这并不意味在美国与世界之间架起藩篱,但这确实意味着应该借鉴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崛起,这些国家做出了适宜得多的回应。 德国就是一个例子,它不仅经历了中国进口的激增,也经受了苏联集团解体之后来自东欧国家进口的冲击。但它仍然保持着较为良好的贸易平衡,因为德国生产商也增加了面向所有这些国家的出口,抵消了进口竞争造成的就业损失。 奥托尔认为,美国人的低储蓄率是一个重要因素,再加上外国人倾向于囤积美元资产,帮助保持了美国的低利率水平和美元的坚挺,进一步推动了贸易赤字的居高不下。 然而,也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对我说,德国的高技能工人比较难以用廉价的中国劳动力来替代,因此虽然没有彻底避免外包,却也限制了外包的规模。而且德国的工会也更强势,更善于坚持斗争。 华盛顿亦在其中扮演了角色。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史蒂芬•S•科恩(Stephen S. Cohen)和J•布拉德福特•德隆(J. Bradford DeLong)在新书《混凝土经济学》(Concrete Economics,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发行)中表示,究其根源,这要归咎于美国的政策选择。 二人认为,美国本来可以对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策略施加反作用力,方法或许是,在中国贸易顺差膨胀之际,更强烈地坚持北京让人民币升值。它本来也可以努力扶持未来的尖端行业,就像政府之前多次做过的那样,鼓励从纺织品转向大型喷气式客机,从玩具转向半导体。 但华盛顿的做法却是把国家的未来和住房和金融绑在一起。而华尔街不仅没有让繁荣惠及众人,还引发了上世纪30年代以来全球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他们笔下,即使从最好的方面来看,银行和金融业的发展也“没有产生任何价值(或者产生的价值微乎其微)”。 那么,决策者们应该何去何从呢? 答案不会很简单。撕毁现有的贸易协定、躲回高关税壁垒的后面——就像特朗普,或许还有桑德斯主张的那样——极度缺乏建设性。世界经济本来就不稳定,这种做法相当于落井下石。而且,如果违背了国际条约,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国际协调也会变得极为复杂。 不过,在未来的任何贸易自由化举措中——包括奥巴马政府倡导的尚未获得批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如果还会继续推进的话——决策者必须更加重视管理成本。奥托尔认为,任何进一步增加贸易的协议,都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做法,为面临风险的企业及员工留出更多的时间来改组转型,进入其他工作岗位和部门。 也许最重要的是,贸易领域的新证据表明,美国决策者如果不打算提供更有力的福利保障,就不能一再把所有痛苦都转嫁到美国蓝领工人身上。 倘若贸易分配成本确实很小很短暂,可能那还说得过去,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成本既庞大又持久,此事看起来就不甚合理了。 (文章来源:2016年3月16日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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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过,在美国有两件事是逃不掉的:报税和死亡。 每年1月至4月,是美国人的报税季。随着报税季的到来,美国人开始收集所有与报税有关的表格资料,或者想象着一大笔的退税能不能按时收到。但是,他们是怎么完成这一艰巨的工作呢? 从报税软件程序到税务师,很多方式都可用于2016年报税,但搞清楚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可能很难。正因为如此,GOBankingRates对5,028美国人报税的习惯方式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 34.5%使用软件工具 这是目前最流行的报税方式,超过三分之一纳税者采用了这一报税手段。之所以受欢迎,一是它易于操作,二是成本较低。 对于普通用户,个人或家庭的网上(on-line)联邦报税软件价格范围,从TaxACT基本版的免费,到为那些投资和/或出租财产者准备的TurboTax高级版(Premier)的49.95美元。个体企业可使用价格为74.95美元的TurboTax“家庭和企业版”(Home & Business)。 最便宜的网上报税版本是包括一个州电子报税的TaxACT,为16.95美元。H&R Block’s Tax Cut网上高级版是34.95美元,另一种用户必须下载的“家庭与企业”版本为79.95美元。 36.8%聘请专业会计师 聘请会计师报税也是一样常见的报税方式,28.5%受访者表示喜欢这种方法,另外8.3%会选择H&R Block这类的公司。这意味着大多数人宁愿多花钱也不愿自己完成这个苦差。 国家会计师协会的数据显示,2015年平均费用为273元。 10.9%请家庭成员或朋友帮忙 这类人很幸运能找到为他们服务的家庭成员或朋友,而且这类帮助通常还是免费的。 但是,如果是一个非专业人士,可能在填写时会出现较多的错误,在国税局和州税务总局处理时就会有麻烦。 8.5%人工填写 大约8.5%受访者采用最原始的笔和纸方法,他们并不为电子申报的简便所动。2015年国税局收到的1.505亿份报税申报表中,85.6%是通过电子软件和专业人士完成的,这意味着其中14.4%由手工填写。 人工填写最大的缺陷是容易出错,IRS估计约有20%的错误率。好处是便宜很多,因为大多数美国国税局报税表格可以在许多图书馆和邮局免费领取。 9.2%不报税 这类人有些年收入低于10,300元无需申报,也有些是需要申报而不做的。 老少有别 18至24岁年轻人20.7%表示不报税,可能的原因是他们中大部分还在上学或做兼职,收入不高无需报税。另外,19.7%表示,朋友或家庭成员为他们申报,说明大部分年轻人与父母联合报税。 有趣的是,这个年龄段高达10.3%受访者表示,他们会手工填写报税单。这个比例之高,与45岁至54岁的相当。 聘请专业人士和使用软件程序这两种报税方式普遍受到年轻人的青睐。他们最有可能使用数字或在线工具提交税单,高于年龄在25至34岁的45.5%和65岁及以上的26.2%。 相反,65岁及以上纳税人42.5%愿意通过专业人士完成报税,是25至34岁21.3%的近两倍。 男女有别 调查发现,女性更喜欢使用传统报税方式或求助于朋友或家庭成员。而男人更可能手工完成、聘请会计师或不报税。男女都可能更喜欢使用报税数字工具或软件。 (文章来源:侨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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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媒报道,2015年,中国奢侈品代购高达76亿美元,已成部分移民谋生之道。 种佳佳的电话响了,她的一名微博粉丝给她发来讯息。她在微博上有4000名粉丝。国内一名顾客想买Baublebar网上的一条金项链,但在美国网站上订购商品既昂贵又不方便。 种佳佳登录另一个中国社交网络微信,讨论这笔交易。他们敲定了价格,52美元。 在她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公寓中,种佳佳打开笔记本电脑,在Baublebar网上找到了这条促销价32美元的项链。包裹来了,她的网上店铺“佳佳帮你买”的一名雇员揭去收据联、拆开包装、然后重新打包运往中国。 跟踪中国消费趋势的咨询公司贝恩公司估计,2015年,奢侈品代购价值高达76亿美元,占中国奢侈品购买量将近一半。  社交媒体推动的此类交易在中国很受欢迎,已经成了一个被称为“代购”的产业。 在圣加布里埃尔谷和全国的其他华人社区,不论穷富,移民都已将代购作为一种谋生之道。 2008年,这种产业开始生根发芽。当时,含有一种有毒添加剂的中国奶粉导致至少6名婴儿死亡,还有数十万婴儿因此生病。 报道称,帮助高端品牌接触中国消费者的中国奢侈品咨询公司的顾晓峰总监说,但是,代购真正开始起飞是在2011年,在淘宝网等中国电子商务平台给了代购者一个将生意做到亲朋好友之外的平台后。 对奢侈品假货感到失望的中国消费者开始更多地通过在美国、日本、法国、韩国和其他国家的中间人购买奢侈品。 顾晓峰说,微博和微信等中国社交网络的崛起也促进了作为代购之生命线的个人对个人联系。 在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南部,中国大学生大量流入给这一产业提供了劳动力。 报道称,一些企业家创办运输公司、为货物运输提供便利,中国学生、导游和任何在中国有熟人的人都通过代购挣外快,排着队购买在美国要便宜得多的蔻驰钱包、普拉达手袋、迈克高仕皮鞋和其他奢侈品。 报道称,这种产业的个人对个人性质让政府较难打击代购。代购使中国买家避免了高价和进口税,损害了国内公司的利益。 顾晓峰说:“中国政府不能让你的亲友不给你买东西。” 在圣加布里埃尔,该市所有15家提供送货至中国服务的企业都是在2011年后成立的。在南埃尔蒙特,2015年新开了4家华人运输公司。 其中最大公司之一天马迅达快递公司在短短两年中就已在美国各地拥有了70家门店和6个仓库,其中10家门店位于圣加布里埃尔谷。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罗豪说,他努力将门店开设在华人集中的校园和大城市周围。 尽管中国最近试图收紧海关检查,但罗豪说,他确信代购仍将进一步发展。 在圣加布里埃尔的瓦利布尔瓦,另一家运输公司Junying International Corp。去年10月刚刚开张。老板贾森·刘是这个行业的新人,他的公司还赚不到大钱。 但他对自己的决定很有信心。他说:“人们再也不信任中国的品牌了。在美国买东西不一定更便宜,但至少可以放心。” 报道称,归功于代购,他现在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了。这个行当的报酬也高于他的上一份工作:在一家中餐馆工作。 (文章来源:参考消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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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TV全球华视3月15日综合报道)据美媒报道,美国税收和经济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n Tax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统计数据显示,美国非移民每年上缴的各种税款总计超过116亿美元。 据悉,美国的非法移民截至目前估计有1亿人,他们缴纳的税款包括所得税、销售与消费税,以及地产税。研究数据显示,非法无证移民对当地税收的贡献率高达8%。与之相比,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对当地税收的贡献率仅为5.4%。 报告的作者之一“Meg Wiehe”说:“这份报告揭开了谜底,非法移民对美国税收有非常大的贡献。他们在这里扎根,对社区做出了很大的共享。” 根据报告,三分之一的非法移民在美国有房子,而在爱达荷州和新墨西哥州,拥有房产的非法移民比例达到46%。 美国最高法院正在审理奥巴马关于移民改革的行政命令,其判决结果将影响到全美近500万非法移民的“去留”问题。报告称,奥巴马签署的行政命令让500万无证移民在美国合法工作,这将使美国的税收增加8亿多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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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TV全球华视3月15日综合报道)在今年中国两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修文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将房地产税法列为立法预备项目。 他表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由预算工作委员会会同财政部牵头研究。调整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已经将房地产税法列入第一类立法项目。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将房地产税法列入为预备项目。 “目前我们正在按照立法规划和立法工作计划的有关要求,对房地产税改革与立法当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的、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论证,同时做好起草草案等相关工作。待草案比较成熟,并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后适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刘修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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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挑战标签化才是更有意思的写作方式。”近日,《三体》英文版译者、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接受美媒采访时说。 刘宇昆凭借其2012年短篇小说《折纸》(“The Paper Menagerie”)囊括雨果奖、星云奖和世界奇幻文学奖三项世界科幻小说界最高奖项。3月8日,《折纸和其他故事》(“The Paper Menagerie and Other Stories”)短篇小说集正式发行,该书收录了刘宇昆最为著名的短篇小说和一些新作。 “所以,最开始时,我会非常小心翼翼,不去触碰与我的华人血统有关的任何事。我试图避免作品中任何一个人物被认为是中国人,或者避免我说的任何话都被看作是能代表中国。因为我不想让我的作品仅仅成为一部带有种族色彩的自传。”  刘宇昆认为,少数族裔作家面临的问题和女性作家相类似。诗人西尔维娅·普拉特(Sylvia Plath)很有名,但更多的女性诗人的作品不会被人看好。除非她们愿意将作品写成自传体似的告白。而这正是他尽力避免的方式。 “我采取了一种非常西方的展现方式,结果导致了极其压抑的负担。就好像你将你的嘴封住一半,然后讲话;你将你一半的身体麻醉,然后跳舞。我感到我正在抵触讲述我熟知的事物和经历,但这些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感到我在让别人决定我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而这绝不是正确的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转变了另一种方式。我很欣喜也很积极地将那些所谓的中国经历加入到我的作品中,我让故事中的中国角色开口说话。但与此同时,我希望我能挑战西方矮化华人的目光,改变他们对华人华裔的看法。” 关于对华裔及亚裔的刻板印象,刘宇昆表示,有一种观点认为华裔美国人割裂于两种文化之间。他们要在传统与现代间挣扎,要在中国和美国间选择,但其实这不是真实的状态。 “华裔美国人并不是这样生活的。每个人都拥有各自不同的经历。西方读者会想象在两种不同文化间会存在怎样巨大的鸿沟,但让华裔去满足这种幻想是十分愚蠢且错误的。这不是我所经历过的生活,所以我也不会写出这种故事。” 刘宇昆表示,在创作过程中,他对文化标签现象十分感兴趣。比如像“中国人”、“美国人”,他会思索为什么这些标签会存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我知道有很多来自于外界的强加于人的标签,这些标签与人们的真实生活毫无关联。我相信有很多贴着‘中国人’标签的事物和中国没有一点关系,同时许多标榜为‘美国人’的东西也与美国无关。你认为一个想法很‘中国’,但它其实是全球通行的。你认为一个观念很‘美国’,但它也是普遍存在的。同时,你认为是公理的事情,却只能存在于社会的一个阶层。我的许多作品关注处于支配地位的文化叙事与颠覆性文化叙事之间的优势与劣势,以及外界强加的标签与内在真实身份之间的特权与无力感。“ 对于自己华裔的身份,刘宇昆说:“我其实很不喜欢华裔美国人称谓中的连字符(指Chinese-American)。我认为这加固了华裔的‘分裂感’。我会说我是一个美国作家,但我的中国血统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认为我的作品很美国,但这是指更广义上的美国。” “不过也有一些作家很喜欢这个连字符。这也无可厚非。每个人都是自己独特的做事方式。对我来说,挑战标签化才是更有意思的写作方式,”刘宇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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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最近中国一线城市房价暴涨,民众对于中国房地产是否会重蹈日本覆辙的担忧多了起来。在3月15日(北京时间)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记者会上,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回答记者提问时认为,中日两国不可相提并论。第一,时代不同。日本发生的事情是在20年、30年以前的事情,背景、政治、经济条件和今天都大不一样,甚至是完全不一样了。第二,国情不同。中国和日本的城镇化水平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宏观调控的措施也不同。以下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光远看经济”,也许会为读者提供不同的视角。  日本房地产泡沫,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最荒唐的泡沫之一。上世纪80年代,由于“广场协议”导致的日元升值成了日本房价暴涨的导火索。日本政府为了遏制日元升值和贸易优势,在货币政策上实行了低利率政策,推动了日本股市和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关于日本房地产泡沫的数字,后来成了研究泡沫经济耳熟能详的案例。比如,在一个正常的国家,房地产市场的总价值一般是年度GDP的2到3倍,房地产业大约占可变价格财富总量的50%。但在日本房价暴涨的周期,这些指标都完全失灵。1986年到1990年,日本全国商用土地的平均价格累计涨幅高达67.4%,其中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平均地价涨幅达到了1.2倍,日本东京地价在1985年到1988年涨了2.7倍。东京的全部地产的价值超过了美国的全部房地产价值的总和。到1989年底,日本的全部房地产价值超过了美国房地产价值的5倍,是全球股市市值的2倍以上。也就是说,把日本卖掉,可以买5个美国。到1990年,日本土地的总价值超过了世界其余地区全部土地价值的一半,东京的单个家庭的住房价值高达3000万或4000万美元。 这些数字尽管现在看来非常荒唐,但在当时,对于日本经济和日本房地产的奇迹,很多专家用“新经济范式”来解释,认为日本房地产没有泡沫,诸如人多、地少、经济高速增长等现在用于解释中国房价一直上涨的逻辑在当时日本的房地产市场非常流行。日本国内绝大多数的人甚至认为,按照日本地少、多山、人口密度高的国情,日本的房价会永远的上涨。这在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显得非常荒唐,但在当时的房地产市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得到公认的结论。在1990年日本泡沫破灭之前,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日本房价和股市仍然会继续上涨,其中的代表人物三一证券的总裁坐着火箭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杂志,但就在1990年,日本泡沫破灭,几年后,三一证券的总裁跳楼自杀。 关于什么是泡沫,研究泡沫的经济学家从来都说不清楚,这也是“泡沫”的最大特点。美国著名的金融专家金德尔伯格对泡沫的描述我认为是最精准的:“泡沫其实很难定义,就如同一个美女。你很难定义什么叫美女,但当一个女孩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知道她究竟是不是美女。”这个话其实说对了一半。事实上,从人类历史上一些重大的泡沫破灭的事件,无论是郁金香,还是南海泡沫,以及日本的房地产,在泡沫发生时,身处其中的人其实并不知道,甚至根本不愿意相信是泡沫,而只有在灾难发生之后,人们的理智才重回大脑,感叹过去的荒唐。正如剧作家阿瑟.米勒曾经指出:“当基本幻想都破灭时,一个时代也就结束了。” 对于日本房地产泡沫究竟因何破灭,破灭的时点究竟具备了什么样的特征,其实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谜。这是迄今为止我既不愿意承认中国房地产市场和日本可以比较,也不愿意否认中国会重蹈日本覆辙的原因。否认中国房地产市场会重蹈日本覆辙的原因有:第一,中国的城镇化还没有完成,而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时城镇化已经完成;第二,中国的房价和当年日本比,其实并不高。当这两点其实没有证据表明可以用以证明房地产泡沫不破灭。从美国的经验看,在美国完成城镇化之前,房地产泡沫数次破灭,而房价究竟高到多大程度泡沫破灭也并无定论。但是,目前中国房地产的表现,和当年日本的相似之处却很多:第一,长期的贸易不平衡,导致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推动人民币长期升值;第二,人口老龄化;第三,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无处投资的流动性;第四,巨大的住房供应。当然,由于中国房地产数据的残缺,我们没有更准确的数据来进行严格的论证,正如福尔摩斯所言:“在没有数据之前就开始推理是一种致命的错误、人们会不知不觉地通过扭曲事实去匹配理论,而不是要去理论去切合实际。”由于没有数据,我们可能会先入为主的有了结论再去论证,但好在任何泡沫,其实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数据的比较。从历史去看,泡沫很多情况下既是客观事实,但同时又是主观反应。用日本一个学者的话说:“泡沫不是经济和金融体系制造出来的,而是在人们的心中。”其实很精辟。 也就是,你很难去判断郁金香的球茎价格涨到值一辆汽车泡沫破灭,还是涨到一套房子的时候才破灭。但在泡沫破灭之前,总有很多相似的心理和现象。诺奖得主希勒在《非理性繁荣》中,对此有精辟的描述:“投机泡沫是这样一种情况:关于价格上涨的新闻刺激了投资者热情,投资者热情通过心理感染在人群中传播,并在此过程中放大可证明价格上涨合理性的故事。”这吸引了“越来越庞大的投资者群体,尽管他们怀疑投资的真实价值,但也被吸引入局,部分是因为他们嫉妒他人的成功,部分则是因为赌徒的兴奋”。基本上,每一个泡沫在破灭之前,一些之前怀疑价格上涨的人投降不再怀疑,纷纷加入泡沫队伍,新开的楼盘一抢而空,价格加速上涨,这几乎没有任何例外。 如果你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看到了这种状况,那么,提醒大家小心就不是杞人忧天。当绝大多数人坚信房价还会快速上涨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最危险的时候。去年中国股市,很多人是在5000点突破之后,坚信会到6000点的时候开始暴跌的。 当然,从任何一个国家房地产市场的结局看,泡沫的破灭和调整几乎是唯一的归宿。因此,所谓避免重蹈日本覆辙就是一句废话。我需要说的是,日本房地产泡沫当年为什么破灭。也可能是当年在意识到泡沫已经很严重的时候,采取了过于紧缩的“去杠杆”的政策,人类泡沫灾难史告诉我们,对于泡沫和杠杆的治理,一定要有敬畏之心,要有耐心,过于紧缩的政策只会增加灾难,而不是抑制灾难。一个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再塞回去需要高超的政策艺术。就此而言,我们提醒,尽管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一些泡沫破灭的迹象,但我们需要记住的教训是:不能采取过于紧缩的政策,最好的办法是,让时间慢慢的消化泡沫。 最后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日本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正在走入第三个“失去的十年”,考虑到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和中低收入现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说,泡沫一旦破灭,中国的状况要远远比当年日本要惨烈很多。我们能否应对这种灾难,答案其实很不乐观。正如一个美国的议员所言的:“我深知我的国家,她能平静地支持任何事情,但泡沫破灭引发的金融危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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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美国人日常饮食中的60%是超加工的垃圾食品。这些食品包含过量的糖、盐、脂肪和其他应避免食用的物质。 3月10日发表于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网路版的这项研究,是由美国和巴西的研究人员联合作出,研究结果非常明确地解释了为什么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患有糖尿病或超重,和为什么糖尿病和心脏病的病发率正飞速上升。 波士顿塔虎兹大学和巴西圣保罗大学等研究人员共同在报告中写到:“如果按人体能量消耗来排序,最常见的超加工食品包括面包、软饮料、果汁和奶制饮料、糕饼和派、咸味小吃、速冻和耐储存食品、披萨饼和早餐麦片。在未加工或轻加工的食品中,肉类、水果和奶才是提供卡路里最多的食物。” 国家广播公司(NBC)新闻网报导,营养学家和公共健康官员表示,大部分食物都应该是新鲜水果和蔬菜。但本次研究发现,这些食物在人们每日平均约2000卡路里的进食量中,仅占650卡。 研究发现,富含淀粉和脂肪的加工食品提高了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的病发率。经常食用水果和蔬菜的人,罹患以上三种病的机率更低。 他们的研究成果基于一项有关美国国民健康的大型全国调查。该调查询问了9300名成人与儿童,并收集了详细的饮食资讯。研究报告称,“人们日常获取的能量有57.9%来自超加工食品,而从添加糖中获得的能量则有89.7%来自这些食品。” 超加工食品所提供的卡路里有超过20%来自糖分。联邦饮食指南称,人们从糖中获取卡路里的比例不应超过10%,而有些营养学家则表示应该更低。 研究小组写道:“我们证明美国人日常食用过量的添加糖。我们也用新的证据再次证明,美国人从饮食中获得的卡路里有一半由超加工食品提供,而包含添加糖的卡路里则有90%来自超加工食品。” (文章来源:联合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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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美国华裔警察梁彼得误伤黑人一案在美国乃至全球华人圈引起关注。虽然社会各方包括华人社会在内对于案情本身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解读,但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华人社会围绕此案所展开的一系列维权运动,大大改变了海外华人政治参与的“冷感”形象,展现了海外华人不再充当“哑裔”的觉醒和努力。  海外华人对政治参与抱有“冷感”是常态 华人移居海外,历史悠久。虽然人数众多,且在居住国普遍取得了不菲的经济成就,但大多数依然地位不彰,不仅参政、议政、从政极为乏力,甚至在一些地区时时还有人身安全之虞。究其原因,对政治参与抱有“冷感”,长久甘做“哑裔”,是主观上的关键因素。 “冷感”首先来自对陌生环境的“距离感”和自身的惯性。海外华人最初来到一个完全陌生且语言文化差异极大的环境,自然而然地对政治保持着一种“距离感”。因此,无论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道理,还是“唇亡齿寒”的现实利害,对个体来说都抵不过早已习惯的“莫谈国事”式明哲保身。以澳洲为例,华人虽在澳大利亚联邦建国之前即已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建设主力,占有比如今更大的人口比例,却因长期的“白澳政策”人口锐减,血泪辛酸,谋生安居已经艰难,参政更是奢谈。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其所通过的第一项立法就是《移民(微博)限制条例》,对非英裔、尤其是有色人种移民进行严格限制、多方刁难。以此法为主,澳大利亚形成了一系列基于种族歧视的法律、政策,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确保白种人的优势,这就是所谓的“白澳政策”。1972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取消了“白澳政策”。 其次,海外华人,无论在澳美欧,还是东南亚,大多经历了从苦力到三“刀”(菜刀、裁缝刀、理发刀),再到三“师”(律师、医师、专业技师)的变化,筚路蓝缕,艰难求生。现在尽管正迈向更高阶段的三“家”(资本家、科学家、企业家),多数个体依然以经济上的“齐家”为最高目标,参政仍然是“肉食者谋之”的奢侈,敬而远之。 同时,扪心自问,华人对政治的“冷感”,也有未能直言、甚至未必自觉的“搭便车”心态。在海外参政,时间精力耗费不菲,不仅利益非我独享,风险也难以分摊,且在美、澳等制度健全的国家“当官”,其收益未必比得上自己独力即可经营的小生意。在此“经济人理性”驱使下,观望他人参政成为华社常态,他人成则我搭便车,他人败则我无损分毫。  新移民为提升海外华人地位打下基础 如此“冷感”,其不良后果早为同胞所共见、且共叹:一是利益代言缺位。但凡政府重大决策,华社参与程度往往过低,甚至在政策决定后才有所知晓,不得不被动接受。而一旦遇到问题,只能诉诸中国传统的“上访陈情”,消极被动。以澳洲为例,回顾历史,“白澳政策”下华人的苦难流离,华社的涣散、缺乏远见和发言权,甚至放弃追求发言权等,都是重要主观因素。殷鉴不远,必须痛定思痛! 二是政治捐款盲目低效。华社在参政普遍“冷感”的同时,却有着热衷为各路政客奉献政治捐款的普遍热情。看似矛盾,究其实质,却是“冷感”的另类体现:将政治捐款当作“买路钱”,以为宴席上的客套就是某种“交情”,期望金钱上的示好换取日后的关照。这种“买路钱思维”的捐款,与主流社会的政治捐款最大区别在于:对人示好(确切地说是对官位示好),对事漠然,不关注、更不致力于影响具体政策。在这种心态下,华人往往被各路政客当作竞选的“现金奶牛”,其当选后因为“奶牛”的无要求,而不需顾及华社的利益。 三是“唐人街政治”的鸵鸟心态与内耗。华人虽普遍对主流政治“冷感”,却又热衷华社的“窝里斗”内部政治。山头林立的各类社团是没有泯灭的原始政治热情的直观体现。一些同胞,通常拼搏于“唐人街政治”自娱自乐,无法跻身主流社会,“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耗费华社资源。 提升参政热情,加大参政力度,历来是华社有识之士的夙愿,更是凝聚华社力量、推动居住国与祖籍国关系、参与居住国的公共政策制定、融入居住国的必由之路。三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大量华人新移民挟资金、技术、教育之优势前往“新世界”开拓,这大大改善了海外华人的素质结构,亦为进一步提升海外华人的地位打下了基础。 不再充当“哑裔”,仅仅是意识的觉醒。让参与发言、参与政治的热情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仅仅是基础。如何运用好资金、技术、教育的优势发出我们的声音、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如何让别人倾听、如何打动他们,则是进一步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正如梁彼得一案已经展现的,华社敢于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政治关切,仅仅是第一步。更为关键的是如何运用好这种热情,让每一次政治参与的行动都能切实推进华社获取话语权,夯实华社进一步融入主流的基础,而不是沦为“一次性消费”的街头秀。   (文章来源;环球时报,标题略做修改。作者黄向墨系悉尼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澳中关系研究院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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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报道,在不久前的NAFSA,也就是国际工作者协会上,美国厚仁教育发布了《2015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根据调查指出,被开除时就读的学位本科阶段占到了60%,而硕士阶段也将近20%,由此可见,比例如此之大,而这些学生当中,有35%的学生是来自理工科专业的。 这种被开除率,是因为刚开始进入院校不适应就退学了吗?其具体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们能否从中剖析被开除的“病变因素”在哪里,然后“对症下药”,最后达到“药到病除”,顺利在美国拿下学位呢? 百利天下留学专家表示,被开除的原因归结了9大类,分别为: 学术不诚实(22.98%) 出勤问题(9.67%) 违反法律(1.93%) 行为失当(3.87%) 心理问题(0.57%) 国际学生身份问题(2.96%) 申请材料遗留问题(0.23%) 财务问题(0.23%) 学术表现差(57.56%)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学术表现差是造成中国留学生被开除的最主要的原因,占了总样本的57.56%,其次就是学术不诚实,占22.98%,总共占到了80.54%。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美国具有一种“宽进严出”的大学文化,要想顺利毕业,是需要着实下一番功夫的。 一说到中国学生,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勤奋刻苦,但是为什么还会因为学术不佳而被退学了呢?原因可能是因为: 刚去美国,语言不通,就算咱们的标准化语言成绩很高,但是母语毕竟是中文,长期生活的环境也是讲中文的,到了美国之后,无论生活还是学习都是讲英文的,刚开始学习有可能听不懂,老师授课的内容不会百分百的消化吸收,从而导致学习不佳。 美国大学的分制,分为四分制,即1、2、3、4,各个大学都有自己的计分方式,相当于中国大学的百分制,美国高校对学生最低绩点的要求不同,如果学生没有达到规定的绩点,学校会先给出一次警告,通知学生已经处于被开除的高危阶段,若下一个学期仍不能达到规定绩点则会被开除。有些学生根本没有意识到美国大学开除制度的严肃性,往往抱着玩到最后一秒再突击的侥幸心态,而在美国大学,取得优异的成绩绝不是一蹴而就或是可以凭侥幸取得的。 在美国,学术不诚信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抄袭,考试作弊,协同作弊(例如对答案),代考,代课,成绩造假,想改成绩被举报,保留往届考卷,伪造导师签名等等。 所以,中国留学生去美国留学之前一定要了解美国大学的荣誉制度,美国大学新生报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做入校培训,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宣讲学生荣誉守则,所以一定要谨记。 (文章来源:走进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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