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北京的一家苹果店。 香港——自2010年起，于凯每年必做的一件事情是：在苹果(Apple)推出新款iPhone手机的时候处理掉手上的旧款，前往北京的一家零售店购买新款。 不过，于凯今年有些犹豫不决。 他没有买iPhone 6s，而是等着看下一款iPhone会是什么样子。他说自己甚至可能转而购买另一家生产商的某个机型。 在中国，苹果一度是财富和时尚的象征，许多中国人每年都要换新款智能手机，于凯并非孤例。 苹果周二发布的第二季度财报表明，面对心思多变、越来越难以被打动的中国消费者，要赢得他们的青睐是何等困难。苹果首席执行官蒂莫西·D·库克(Timothy D. Cook)在财报电话会议中表示，该公司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额同比下降11%。 库克指出，苹果的销售额是从高位下滑的：2015年第一财季，其销售额同比上升80%。但对在中国位居最受欢迎品牌之列的苹果而言，周二曝出的业绩下滑仍然是一种挫折。 分析人士称，中国年轻的中产阶层消费者越来越愿意尝试华为、魅族、小米等苹果的诸多竞争对手生产的手机。这些对手试图在产品的技术指标和外观方面与苹果一较高下，但他们推出的机型比苹果手机便宜数百美元。 包括29岁的个体经营者于凯在内，很多消费者都把他们使用的手机视为个人身份的构成要素，这就使他们会去考虑市面上的一大堆机型。鉴于此，苹果将不得不奋力拼搏，以保持自己在高端市场的主导地位。 苹果在中国市场上还面临着其他障碍。上周，该公司的iBooks商店和iTunes电影服务在中国问世仅仅半年之后便被监管机构关停。中方罕见的“变脸”表明，在中国政府对境内美国公司的运营加强审查之际，苹果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过去四年间，由于中国消费者对苹果产品有着强劲的需求，苹果在中国开设的零售店已经从屈指可数的几个增加到了35个。库克说到今年6月会增加到40个。此外，自从经过多年谈判，中国移动终于在2013年与苹果签订引入iPhone的协议以后，苹果得以开拓这家中国最大无线运营商的庞大客户群。上一财年中国消费者花了590亿美元购买苹果产品，其中就有这项协议的功劳。 但今年苹果在销售方面面临着一个挑战：它最新推出的机型与上一款相比并没有特别大的进步。 汇丰银行(HSBC)驻香港科技行业分析师史蒂芬·C·佩拉(Steven C. Pelayo)在邮件中说，“人人都买了一部6系列。”他指的是苹果在2014年末推出的机型。但他们“后来不太愿意升级到6s，因为后者只有很小的改变，”他补充道。 已经在北京东边的一家科技城卖了四年智能手机的屈德伟说，自从去年9月iPhone 6s上市以来，iPhone变得很不好卖。 “从那时开始销路变得很差，真的很差，”屈德伟靠在自家摊位的柜台边说道。周三下午，他所在的那家科技城里基本没什么人。 “没有哪个牌子卖得特别好，”他说。“但10天里我或许可以卖掉一两部华为，却可能连一部iPhone 6s都卖不掉。” 多年来，走私者一直在从事一个颇具风险的营生：以较为低廉的价格在香港购入iPhones，销往中国内地。但就连这些非法卖家都感受到了压力。四名走私者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已经不做这种买卖了。就在一年前，他们的生意还很红火。 IPhone销售疲软也反映了中国巨大的智能手机市场增长放缓这一大趋势。市场调研机构易观国际(Canalys)驻上海分析师杰森·洛(Jason Low)说，他预计2016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仅会增长4.7%。而在不久前的2013年，该市场一年的增长率是50%。 “如果审视整个市场，你会发现苹果无法击败那么多竞争者，比如三星(Samsung)，再比如华为、Oppo等本地品牌，”他说。“他们全都试图提高平均售价，这会对苹果的销售流量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尽管压力重重，库克在周二的财报电话会议中还是表示，苹果依然对中国市场持“乐观”态度，哪怕正在被对手赶上。苹果重振声威甚至是有先例的：2012至2013年间，当三星等竞争对手推出广受中国消费者欢迎的大屏手机时，苹果在中国的销售额增长有所放缓。后来它在2014年推出了屏幕同样很大的机型，市场份额遂大幅回升。 在很多方面，该公司的处境与那时十分相似。三星的Edge手机凭借一侧弯曲的屏幕脱颖而出，华为旗舰机型搭载的相机据很多人说比苹果的更好一些。这让苹果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它必须为预计将在今秋上市的下一款iPhone加入新的特性。 26岁的职业公关人士莫沉用的是一部iPhone 5，对她而言，下一款苹果智能手机必须比她手上的这部出色得多，她才会动心。 她直言不讳地批评道：“iPhone 6和6s真丑。” 莫沉说，她的同事还有以前的同学中，很多人用的都是安卓(Android)手机，她本人正考虑换一部韩国产的手机，也没准是国产手机中兴或一加。 “我很喜欢苹果，”她说。“我用的是苹果电脑。但近几年，尤其是试用了朋友的安卓手机之后，我感觉这个牌子的吸引力有点儿下降了。” （文章和图片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Read More

（本台记者林世钰4月29日纽约报道）曾经成功举办过陈丹青、陈逸飞等画家画展的美华艺术协会456画廊，为庆祝自己四十岁的“生日”，特别推出青年旅美华人画家吴谦先生的个展。今天下午，开幕酒会隆重举行，艺术爱好者们齐聚一堂，共话美华今昔。 1989年4月，美华艺术协会在纽约曼哈顿苏荷区开设了第一家非盈利的亚洲艺术美术馆，456画廊。时至今日，画廊依然是华人艺术家在纽约最温暖的角落，也是发光的舞台。 这次个展的“主角”吴谦生于中国福建厦门，自幼习画。小学时期便获过“第四届全国中小学生美术书法作品比赛”等中国国家、省市级青少年绘画比赛奖项。2008年赴美留学，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学位。2012年至2015年在纽约艺术学生联盟进修，现在纽约工作及居住。 2011年以来，他以丙烯等混合材料作为媒质，在画布上以东方美学为本，表达“东西遇合”的文化意识和水墨艺术的精神蕴涵。2012年3月，他受邀参加由肯尼迪家族成立的“全球护水者联盟”举办的群展。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杨识宏先生在引言中说，吴谦的作品，从非具象的形式入手，可见他有放纵不羁的文士性格，因而对道家“无为”的精神心有戚戚焉。在用色上，他也钟爱澹泊的黑白两色，好像隐喻“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况味。初试啼声就有此格局，诚属难能可贵。 据了解，展览即日开始，至5月20日结束。456画廊的地址：456 Broadway, 3rd Floor New York, NY 10013。  Read More

听说在中国当房东是很牛的，特别是在北京、上海、深圳这种地方。 房子高兴让你住就住，不高兴了就可以叫你搬。租房子是要给押金的，房租最低也是季付的。觉得缺钱花了，想涨房租就可以涨房租，你爱住不住，你不住自然有别人住。你要是敢拖欠房租，立马给你扫地出门。好像跟以前的一些凶狠的地主一样！我想这些应该是个别的现象，但是，在美国当房东和在美国当房东确实很不一样，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不同的法律法规。 美国的房东可没这么牛，房租并不是房东想要多少就能收多少的，甚至有一些房租还不能按行情走。比如美国每一幢大楼，不管在哪里的位置，不管多贵，其中都有一两套是给低收入者的。有一个朋友，住在曼哈顿，很新的一幢新的公寓里，一问房租，才650美金，把我惊得半天合不拢嘴。虽然他的房子不大，一个筒仓（Studio），但是很新，在曼哈顿寸土寸金的地方，按市面价，至少便宜了一半多。 不能随便涨房租 在曼哈顿中央公园旁，算是美国纽约高级公寓，按现在时价租房子，一个一室一厅，至少在5000美元左右。但是，别以为住在那里的一个个都是大富豪。 有的家庭在40年或30年以前租下的房子，当时时价租金为300美金左右，一直延续下来，父承子，子承孙，即使到了今天，其它的房子月租已经涨到了5000美金，房东也只能涨一点点价。如果房客没说搬走，房东也没法赶他走。如果房东强行让他搬走，是违法的哦。所以很多时候，一些房东尽管看到隔壁一样的房子，租金都是10倍甚至100倍，也恨得牙痒痒，早上看到房客还得微笑着说：早上好。 不知道《老友记》（friends）大家看过没有，莫妮卡（Monica）租的那个房子，就是从她姑母那里继承下来的，很偏宜，位置就在中央公园附近。 纽约有超过100万套固定租金公寓，由政府同房东和租户共同签订协议。这种公寓租金每年涨幅很小或几乎不涨，租户只要按时交房租，就不用担心被房东赶走。 纽约市的法律也从各方面保障租户利益，让租房的人有安全感。房东不能随意增加房租、不能随便毁约、不能赶走房客，在住进新房客前还必须将房屋重新装修，房东负责提供房屋的日常维修服务。 不能挑房客或赶走房客 如果你是房东，一个大肚婆来租你房子，你不租，因为她要生小孩，你怕闹怕麻烦。如果这个大肚婆想跟你计较，那你惨了，你会被告歧视妇女。 如果你看到印度人或者黑人来租房子，你因为不喜欢他们的味道而不租给他们，那你又惨了，你犯了种族歧视法。 如果租你的房子住的那家人，当中有一个人在伊拉克打仗战死了，而他们家又正好付不出房租了，这家人如果还要住下去，你不但不能赶他们走，还要把嘴巴闭紧点，有牢骚都要发小声一点。 太贵没人租 纽约市政府多年来一直实施廉租房政策，符合条件的中低收入阶层每月用较少的租金就可以租到较好地段的一居室公寓。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的斯泰弗森特社区，就是一个典型的廉租房项目。从第14街到第20街的6个街区100多幢居民楼，专门面向中低收入人群，在这里租户可以以大约市价一半的价格租到不错的公寓。 有套公寓的主人在那里住了近12年，租住的是一套总面积约55平方米的一居室公寓。其中，客厅面积约26平方米，卧室面积约15平方米，有两个壁橱。这样一套公寓在曼哈顿每月租金一般都在3000美元以上，而她只需付大约1500美元。 斯泰弗森特社区的运营维护非常完善，每6年会为租户重新粉刷公寓，并确保各种设施运营正常。如果住房出现水、电等问题，物业会立即上门维修。卫生间一直沿用二战后的设计和用具，即使使用多年使用都没有问题。 另外，斯泰弗森特社区生活设施齐全，小区中心地带有喷水池、供小孩玩耍的草地，小区24小时有保安巡逻。 纽约冬天经常会下大雪，不过不用担心，这里一下雪有清洁工人扫雪，市政部门还运来大袋的盐化雪。 斯泰弗森特社区项目始于1947年，最初的目的是为二战退伍军人提供廉价的住房，几十年来逐渐演变成面向中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性住房项目。一幢连着一幢的红砖楼大部分是适合出租的公寓。这一项目由私人公司营建，但享受政府补贴，因此房租低廉，吸引了众多申请者。 不过申请起来并不容易，有的人申请等了3年才被批准。 （文章来源：这才是美国）    Read More

一家著名的民主倡导团体在周三发布的年度报告中称，因为政治、犯罪和激进力量试图打压或控制新闻媒体，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在2015年受到重创，达到12年来的最低水平。 统计数据和传闻显示，对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袭击正在从中东、北非、南亚和拉美的部分地区等传统危险地带向外扩散。这些证据得到了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布的这份报告的支持。 “媒体自由度下滑的现象不仅发生在专制社会，欧洲也未能幸免，”自由之家《新闻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报告的研究负责人珍妮弗·邓纳姆(Jennifer Dunham)在该组织的网站上宣布报告问世时说。 “欧洲很多地区的记者不得不与恐怖分子构成的新威胁及新出台的可能会阻碍他们工作的监控和安保法规作斗争，”邓纳姆说。“波兰、塞尔维亚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试图加强对全国性媒体的控制。” 她说，在新闻媒体本就严格受控的中国，有关金融系统和环境污染的信息受到的审查加强。对媒体的恐吓也延伸到了香港。那里曾是英国殖民地，获许在1997年回归中国后继续保持自由制度50年。 “老牌新闻机构的专业记者——以及香港的书商——遭拘押、监禁、被迫在电视上认罪。这代表着一种新的压迫形式，令人不安，”邓纳姆说。 尽管拉美国家广泛采用民主制度，但那里的新闻机构面临的来自犯罪团伙和当局的威胁均有所增加。邓纳姆称，在墨西哥，希望报道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的记者面临着“极端水平的暴力，而事实证明政府完全无力或是不愿解决这个问题。” 自1980年以来，在华盛顿和纽约设有办事机构的自由之家一直在衡量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它依据的是一套复杂的打分系统，源自对平面媒体、传播和数字媒体机构不受后果威胁而自由行动的能力进行的研究。 全部199个国家和地区会得到0至100不等的分数。分数越低，则新闻媒体越自由。 在2015年，全球的平均分是48.9分，创下2003年45.53分以来的最糟成绩。 新闻自由下降最严重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土耳其、布隆迪、法国、塞尔维亚、也门、埃及、马其顿和津巴布韦。新闻自由状况最恶劣的国家和地区则有白俄罗斯、克里米亚、古巴、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伊朗、朝鲜、叙利亚、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中东和北非的压迫最为致命。这两个地区的新闻从业人员需向政治领袖显示忠诚的压力在增加，且面临着被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这样的极端组织暴力攻击的风险。 自由之家发布报告之际，正值另一个记者权益倡导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发布新闻媒体自由年度评估结果。该委员会的侧重点是新闻从业人员遭遇的性暴力和性别歧视。 这项评估以一部文集的形式呈现，不包含能显示发展趋势的统计数据。收录的文章主要介绍了记者中的女性、同性恋和跨性别者遭遇的虐待与骚扰。但该组织的执行理事乔尔·西蒙(Joel Simon)在文集的序言中称，发声的受害者在增多。“他们这么做是在帮助减少这种耻辱，”他说，并且会让该组织“更好地记录违规现象”。 (文章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图片来源：网络)      Read More

每一个美国人都会觉得如今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这些压力反映了美国人对生活的感受，也反映了经济复苏的成果并未被美国人享受到。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最新报告称，美国人的自杀率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分析称，中年人自杀与窘迫的工作和财务状况有关系。 自杀率15年飙升24% 据中新网报道，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本周发布最新报告称，美国人的自杀率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在最近15年间飙升了24%，特别是10至14岁的女孩群体的自杀率增长了2倍。 男性女性自杀数据：   年龄与自杀率关系：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国家卫生统计中心分析了1999年至2014年间10岁以上美国人的死因。22日公布的数据表明，该国平均每年自杀率都增加1%至2%。2014年每10万美国人中有13人结束自己的生命，1999年这个数字为10.5，15年间增长了24%。 特别是10至14岁女孩的自杀率增长了2倍，成为增幅最快的人群。2015年每10万女孩中有1.5人自杀，1999年时仅有0.5人。 研究人员还发现，男性整体自杀率比女性高出近3倍；美洲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在所有族裔群体中自杀率升速最高。 随着阿片类药物滥用和酗酒，美国45至54岁之间的中年白人男性和女性的自杀率出现了令人吃惊的上升，这些自杀的中年白人大多受教育程度较低且居住在乡村地区。 除了75岁以上的老年人，无论男女及年龄段，人群的自杀率在全线上升。 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医疗保健高级顾问斯特德（Katherine Hempstead）说：“已经确定中年人自杀与窘迫的工作和财务状况有联系。” 缺钱给生活造成压力 据《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报道，美国心理学协会进行的调查显示，60%美国人认为其首要压力来自于工作，64%是钱。 这项研究是在2014年8月进行的，研究发现72%美国人在过去一个月偶尔会在钱上感到压力。64%美国人表示在他们的生活中有些许或显著的金钱上的压力。 特别地，对于为人父母者、千禧一代和X代人（指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出生的美国人），他们中四分之三表示金钱是他们的主要压力。 下图是2007-2014年美国人压力的主要来源，从图中可以看出自2008年以来美国人最感压力的就是钱了，尽管美国已从经济衰退中复苏。 调查显示，年收入低于5万的低收入家庭比高收入家庭更重视他们的财务状况。但这一差距并不总是存在的，2007年的首次调查显示，低收入及高收入家庭在金钱上的压力相近。 调查还发现，这一压力并不完全体现在银行负债方面，它还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近五分之一美国人因财务问题考虑不去看病或有过这样的做法，近三分之一表示钱引发家庭矛盾的主因。 那么，良好的朋友或家庭成员关系是否有助缓解压力呢？答案是肯定的。调查发现，43%在情感上没有得到过支持的人表示，过去一年他们的总体压力越来越大，而有情感支持的人持相同感受的人仅有26%。 生活压力最大的州 据credit.com报道，Gallup-Healthways在2014年1月2日至12月30日期间，基于目标、社会、经济、社区以及身体状况等五项因素对全美176702人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得出了全美生活压力最大的10个州。 它们分别为：北卡罗来纳州、阿肯色州、西弗吉尼亚州、南卡罗来纳州、阿拉巴马州、肯塔基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田纳西州、密西西比州。    Read More

（本台记者林世钰4月28日纽约报道）“第七选区内有25万民主党员，其中亚裔民主党员约有3万，只要有一万人为我投票，我就可以胜出了。华人在美国要提高地位，需要有自己的政治力量！”6 4岁的利勇民铿锵有力地说，“你送我去华盛顿，我为你发声！” 近日，美国民主党第七选区国会众议员候选人利勇民接受了本台记者独家访问，谈了他的竞选历程和竞选蓝图。这也是他竞选以来首次单独接受媒体专访。 大学参加民权运动，弃医学法 利勇民回忆了自己的成长岁月。 他1952年出生于中国深圳，3岁时随父母到香港，16岁移民美国。令人惊奇的是，幼年离开中国的他，竟然操着一口挺流利的普通话，而且时不时蹦出“痛定思痛”、“令人费解”之类难度不低的词语。“我在香港时一句都不会说，这些都是到纽约后学的。”听到记者表扬他普通话说得好，他颇为高兴。 上个世纪70年代，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值越战，美国各地反战活动风起云涌，正在读大二的他也参加了游行示威，那段经历对他日后的人生影响巨大。“之前我在香港时接受的是殖民地教育，英国人不喜欢我们过多参与政治，因此我也对政治不感兴趣。到哥大参加反战活动后，我仿佛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和我原来的完全不一样，我对政治开始感兴趣了。” 利勇民和支持者在一起 本来学医的他，转而学习法律。纽约大学法学院毕业后，顺理成章成了律师。当律师的头三年，他在华尔街的Shearman & Sterling律师楼工作，客户是诸如花旗银行之类的大公司。慢慢的，他掌握了和银行相关的法律业务，成了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早在大学二年级时，他就经常从哥大所在的纽约上城来到下城的唐人街做义工。他发现，这里的华人更需要帮助。于是，在“高大上”的华尔街干了三年后，他又回到了唐人街，与两名同事开办了律师事务所，从1985年至1991年，一直是Lee Lee & Ling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1991年，他被前纽约州州长马里奥·葛谟任命为纽约州银行厅首席副厅长，任职1994年。之后，他在银行和律师楼之间辗转。2008年，他成为华埠环球银行总裁兼执行长，目前该银行拥有1.4亿资产。 “耳顺”之年出山竞选 2015年12月，他宣布竞选民主党第七区国会众议员。这个消息让很多熟悉他的人大跌眼镜——做着一份收入很好很体面的银行工作，而且也到了孔子所说的“耳顺”之年，应该退休下来，天天打打高尔夫什么的，何必要去做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但利勇民并不这么想。他目睹了  国宝银行案件和纽约前华裔警员梁彼得案件的发生，心里非常气愤。“明摆着华人被欺负了，但是我们因为没有自己的政治力量，所以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他注意到，虽然华人地位这些年逐步在提高，但是总体还很弱势。特别是唐人街和布鲁克林，在政治方面比新侨聚居的法拉盛弱。法拉盛都选出了好几个华裔的民意代表，但是唐人街和布鲁克林却没有。“唐人街在纽约有着150多年历史，商业发达，文化丰富，但目前只有一个市议员，更不用说国会议员了，这让人费解和惭愧！” 而且，作为一个16岁就来到美国的华裔，这么多年打拼下来，利勇民深知华人在美国的不易。 “美国是个高度竞争和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适者生存，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在这里要生存下去不容易。如果你没有自己的政治力量，很容易被人欺负。所以华人必须要积极参政，这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保护子孙后代，更是让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他决定站出来！ 他向银行董事会提出要竞选国会议员。“如果你们支持我，我就休假；如果不支持，我就辞职！”事发突然，董事会成员有点难以接受。但听他一番解释后，大家理解了他奉献社区的心意，同意了。 利勇民在纽约布鲁克林第八大道竞选总部 “我是非常认真的，因此还瘦了好几磅呢。他们也看出来了。”利勇民笑着说。 此后，他和自己的团队一起，开始了马不停蹄的筹备工作。在唐人街和布鲁克林的许多华人社团，经常都能看到他颀长的身影。 利勇民挑战的对手是已经在任24年的西语裔的维乐贵兹。对此，他并不惧怕。“社区对她的支持是比较脆弱的，这对我来说是这个机会，而且社区有这个需要，我也有这个能力，所以要尽力争取。” 对于即将到来的6月28日的党内初选投票，他信心满满。据其介绍，目前他竞选的第七区人口一共70万，其中民主党25万。按照以往的惯例，党内初选一般平均10%的人出来投票，今年预计有3万人投票。“选区内有25万民主党员，其中亚裔民主党员约3万，只要他们能投一万票，再加上其他族裔的几千票，我就可以胜出了。” 勾勒竞选成功后的蓝图 在利勇民的心中，已经勾勒好了竞选成功后的蓝图。 “我很热爱美国，美国给了我很多东西，我一直活在美国梦中。但是不得不承认，美国历史上也出现很多盲点，比如1848年的排华法案，比如二战时期把很多日本侨民关押在集中营，而放过德裔。这些事情的背后，不无种族歧视。如果将来中美发生冲突，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中国侨民，如果现在没有人为华人代言，那么将来华人会面临好多问题。” 因此，他表示，如果能进国会，他将利用自己会中文、了解中国的优势，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避免两国发生激烈冲突，影响华人的正常生活。 其次，他将利用自己懂经济的专长，推动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现在美国多数地方的基础设施太落后了，公路、桥梁、机场和中国的二线城市都没得比，所以我要促进美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把经济搞活。”他还表示，现在中国人来美投资日益增加，自己将努力争取，尽可能促进对第七选区的投资。 第三，努力改善亚裔学生申请大学不平等的现状，争取入学公平权利。“目前亚裔学生申请大学的SAT分数要比其他族裔高出很多才能进去，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我会积极参加华盛顿举行的很多讨论会，代表华人发声。” 他想为社区、为华人做的事情远远不止这些。但是，做这些事情的前提是——持有一张去华盛顿的“车票”。 “6月28日，请为我投票。你送我去华盛顿，我为你发声！”采访结束前，利勇民大声寄语选民，并作出胜利的手势。 （若有捐款、当义工等支持活动，请联系利勇民竞选总部：纽约曼哈顿唐人街坚尼路185号，电话：347-983-6860。网址：www.yungmanleeforcongress.com）    Read More

[GCTV全球华视冬红纽约报道]　4月26日，中国福建省旅游推介会在纽约曼哈顿时代广场洲际酒店隆重举行，福建省政府梁建勇副省长带队，与王永礼副秘书长、福建省商务厅刘德培副厅长、福建省旅游局陈奕辉副局长等一行来到美国纽约招商引资并推广宣传福建省的旅游项目。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章启月大使、纽约州旅游局国际推广主任Markly Wilson、中国驻纽约旅游办事处主任薛亚平等近两百位来自纽约政商和旅游界嘉宾应邀出席活动。 推介会以”美丽中国·清新福建”为主题，介绍了福建各地的历史文化以及优美旅游资源。章启月总领事在致辞中表示，2016年是中美旅游年，中美两国旅游业者应该把握机遇，务实合作，实现双赢。纽约州旅游局国际推广主任Markly Wilson表示，目前纽约州已经在山东、上海、广州和成都设有旅游代表处，未来也会考虑在福建设立新的代表机构。 梁建勇副省长做主题发言表示，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是中国绿地较多的省份，而且海岸线位居中国第二。 他以”三个一”来描述”清新福建”的旅游文化精髓，即”一杯茶、一座楼、一条路”。”一杯茶”指的是扬名世界的福建茶香——福建茶叶品种齐全，并且是红茶和乌龙茶的发源地；”一座楼”是指神奇的福建土楼；”一条路”则是指以福建为重要出发点沟通起东西方文明的海上丝绸之路， 在致辞结束后，梁建勇为福建(纽约)海外旅游合作推广中心授牌，并见证中美旅行商代表现场签订战略合作意向书。福建省旅游局副局长陈奕辉、来自波士顿的Gordon Wan和哥大助教孟蒙主持了推介会。纽约电影节林波女士参与活动主办。 推介会后安排了精彩的文艺表演和抽奖，惠安女舞蹈和”南少林”武术表演获得了现场美国旅游界嘉宾阵阵热烈的掌声。    Read More

【GCTV全球华视冬红报道】4月24日下午，中华商报美东分社、中华国际商会（筹）正式揭牌仪式暨首期读者恳谈会在纽约华尔街成功举办。中华商报副社长夏善晨和中华商报副社长兼总编辑王晓群共同为其揭牌，来自美国东部地区的华商企业、商会、社团及中国深圳市驻北美经贸代表处等代表人士一共20多人出席见证了这次活动。 New York Carrier Trading Inc.总裁吴恺、老侨领王心仁、纽约南开大学校友会会长于开城、中国经贸专家、商务顾问姚定康、龙创国际总裁楼新跃、蜂巢聚创总裁周谷声、深圳市驻北美经贸代表处的业务发展顾问徐平、纽约地产资深经纪人谢晓莉、来自国内的投资人陈丽雅、留学教育专家James以及来自网络新媒体GCTV全球华视代表Donna和华尔街俱乐部嘉宾马默涵均出席并致辞表示祝贺。 在揭牌仪式之后，中华商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王晓群在座谈会上详细介绍了中华商报八年来所走过的历程。他说，中华商报今天终于进军华尔街，标志着中华商报历年来坚持走高端路线的办报方向是正确的，今后我们要将中华商报作为一个民族品牌来办，不断丰富”中华”品牌的内涵。对于这种办报方向，引起了众多与会嘉宾的共鸣。 中华商报副社长夏善晨以及其它嘉宾也都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大家一致认为中华商报应该办成一份高品位的商业报纸，要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实现共享并服务那些致力于创新创业的华商青年，同时还要充分对接国内城市资源做好”投资推广”，并且充分发挥网络新媒体优势。 最后嘉宾们对中华商报美东分社的设立再次表示了衷心的祝贺！Read More

北京——中国官方新闻社周一报道，中国距离一项新的立法越来越近，该法将严格控制数以千计的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 报道称，官员们有望快速通过该法案目前的版本，使之成为最终版本。 外国政府和非政府机构曾对该法案更早的两个版本进行谴责，表示其措辞暗示中国政府将此类组织看作潜在的犯罪组织。批评者表示，该法案提出的限制将导致这些组织减少在中国进行的一些重要工作，比如法律援助和宣传法治的项目。 去年9月，白宫曾发布一份声明，对这部法案可能会“进一步缩小中国公民社会的空间”表示担忧。美国官员呼吁中国政府取消这项立法，或对其内容做出大幅修改，还希望中国能对其他几部涉及面非常广的安全法规草案做出修改，因为这些法规会限制和阻碍境外组织在华运作，包括商业运营。 有可能成为最终版本的第三版草案没有对外公布，进行公众审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周一的一篇报道表示，该草案已提请有权批准共产党政策的人大常委会审议。报道称，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表示，该草案已经经过两次审议修改，将在本周四结束的常委会会议上进行投票。 新华社表示，相比于第二版，第三版做出了一些修改，减少了一些限制。比如文中称新草案将允许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设立不止一个代表机构。但数量和地点需要得到监管机构批准。此外，据新华社描述，目前版本要求这些组织披露财务细节，并向社会公布它们资助的所有活动。 从第一版开始，该法案中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最严厉限制在于，每个组织必须在公安机关登记，必须找到一家愿意为该非政府组织所有在华活动承担责任的中方正式合作机构。官方报纸《环球时报》的一篇报道显示，有关将境外组织置于警方监管之下的条款可能会在最终版本中予以保留。这将对7000多家在华运作的组织产生影响。 新华社表示，新版本有一个显著的改变在于具体指出了哪些组织会受到这项法规的监管。据新华社报道，新草案显示该法规将适用于“基金会、社会团体、智库机构”等组织。而与学术机构、学校和医院等开展交流合作，则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对之前版本提出批评的人士表示，草案的措辞太过宽泛，所有试图在中国开展工作或活动的外国大学或教育机构，都会受到这一新法规的制约，要接受警方监管。新华社的报道表示情况并非如此，但其措辞比较模糊。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研究中心(China Center at Yale Law School)资深研究员杰里米·L·道姆(Jeremy L. Daum)周一在中国法律问题翻译博客(China Law Translate blog)上撰文表示，新华社的措辞“让中外组织必须自己猜测什么样的活动属于受监管范围。” 道姆还表示，从新华社的概述看，新草案甚至会赋予警方更多权力，对境外非政府组织进行监管，其范围超过了前两个版本中所建议的随时对办公地点进行搜查，对所接受资金进行限制，取消其活动和撤销登记等。据新华社报道，目前的版本显示，警方有权“约谈”境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安全官员长久以来一直可以这么做，但这项法规将明确授予他们这种权力。 此前，中国没有相应的法规可以让境外非政府机构在官方进行登记，这迫使许多组织不得不在法律的灰色地带运作。多名法律专家曾表示，中国应该制定此类法规。 但这些专家也表示，将监管和登记此类机构的权力交给公安部，有些说不通。他们表示，民政部才是更合适的监管机构。    Read More

阿拉巴马州考特兰——这是一个荒凉的南方小镇，近年来，由于产自亚洲的进口商品大量涌入，镇上原本喧嚣忙碌的工厂受到了重创。43岁的小镇居民朗达·休斯(Rhonda Hughes)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狂热支持者。她72岁的母亲则对参议员伯尼·桑德斯(Senator Bernie)抱有同样的热忱。 对政治主流感到幻灭并不令人意外。但即将由四位著名学院派经济学家在本周揭晓的研究结果显示，美国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政治割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明显加快的全球化进程让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出现锐减。 繁荣一时的阿拉巴马州考特兰 休斯总是避免和她母亲讨论大选话题，但她们83岁的邻居本杰明·格林(Benjamin Green)完全知道华盛顿需要什么。“只有一个凶悍的家伙才能理顺这个国家，”他说。通过交叉参照2002至2010年间的国会表决记录、不同地区工作岗位减少的情况以及其他经济趋势，研究人员发现，受贸易冲击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更容易在政治上走向极右或极左。“这无关乎在任者改变立场，”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劳动经济学和贸易领域的知名学者、时报撰稿人大卫·奥特尔(David Autor)说，“而是关乎意识形态上更激进的继任者取代温和派。”奥特尔还说：“回想起来，我们本应看到，不论特朗普抑或桑德斯的崛起，都是这种趋势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冲击’并非唯一因素，但却是一个被忽略的环节。” 除了奥特尔，从事这项研究的还有苏黎世大学(University of Zurich)的大卫·多恩(David Dorn)，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教授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以及瑞典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的卡韦赫·马勒西(Kaveh Majlesi)。 “受到进口竞争的冲击，对中间派非常不利，”汉森说。“我们已经知道政治两级分化和收入不平等之间是有关联的，但那仅仅是相关而已。现在我们发现了经济变迁令政治分歧进一步扩大的机制。”帕克·格里菲斯(Parker Griffith)对于政治中间派被人抛弃有着切身体会。格里菲斯原本是代表考特兰镇所在的阿拉巴马州第五国会选区的一名蓝狗民主党人(Blue Dog Democrat)。他在2009年转投共和党阵营，变成了温和派共产党人。但这并不足以保住他的席位。在2010年的共和党初选中，格里菲斯败给了小莫里斯·J·布鲁克斯(Morris J. Brooks)，后者加入了最右派的国会议员的行列。 “如果你面临着经济压力，无法养活家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归罪于他人，”格里菲斯说，“比如墨西哥人、菲律宾人、奥巴马。”国会议员布鲁克斯曾经说过，为了把非法移民赶出美国，他会考虑“除了朝他们开枪之外的任何办法”；他还支持提高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以便“培育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对在他看来正在进行货币操纵的北京方面予以惩戒。就阿拉巴马州第五国会选区而言，政治风向已经进一步向右转了。该选区涵盖了田纳西河(Tennessee River)河畔拥有航天及国防相关产业的亨茨维尔市，以及更像工业城市的佛罗伦斯。但奥特尔及其同事发现，在少数族裔聚居的地方，同样的冲击会推动民主党占优的选区走向相反的方向。他们的研究结论是：贸易冲击来袭，受到重创的白人选民会向右转，非白人选民则会向左转，两党的中间派支持率都会下降。 20世纪下半叶，随着南方地区逐渐变得工业化，原本在农场里辛勤劳作的贫穷的阿拉巴马人得以勉强跻身中产阶级之列。在由田纳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修建、可以提供廉价电力的那些水坝的帮助下，成千上万工人在工厂里缝制着牛仔裤和T恤衫，在工会组织强大的工厂里，他们可以赚到最高达20美元的时薪。但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以后，这里的服装行业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走向崩溃，前述进程也就出现了逆转。将近1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消失了。该地区当前的失业率是7.4%，远低于2010年12.8%的峰值，但仍大大高于5%的全国平均水平。这一新研究所凸显的是，经济学家们就旨在鼓励国家间工业竞争的那些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展开了更广泛的反思。 “针对失业工人所受冲击的程度有了更深的理解，”汉森说。“不过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本质有所变化，学术界花了一些时间才跟上这种变化。”直到美国在1994年与加拿大、墨西哥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尤其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以前，贸易协定大多是多边的，美国的制造业产品进口量上升，主要是因为从德国、日本等发达工业国家进口了更多产品。“中国和WTO代表了一种严重得多的冲击，”奥特尔说。“那以前我们没见过这样的冲击，因为我们的贸易伙伴一直是富国，而非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生产率很高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弄清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与政治两极分化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把关注点放在了一些制造商倾向于在某一特定地区深入发展这个特点上。“这就造成了一些地区遭受的伤害尤其严重，”奥特尔说，“我们正目睹它的政治后果。”奥特尔和汉森强调，贸易冲击只是让国会的两极分化愈演越烈的多个因素之一（其他因素包括收入不平等、对移民的看法等）。但它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过去十年里尤为如此——其间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数量出现激增.这种由贸易引发的两极分化，已经对国会的整体意识形态构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这项研究的几位发起人发现，受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冲击最严重的那些国会选区的选民，倾向于选择意识形态更为极端的立法者。 2002至2010年间，所受贸易冲击程度排在前5%的地区，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量比排在后5%的地区平均高出19%。总体而言，那些受到严重冲击的地区比以前保守得多：在意识形态上相当从马克·鲁比奥(Marco Rubio)变成特德·科鲁兹(Ted Cruz)一些极为保守的国会议员过去一直赞成自由贸易理论，但对来自茶党(Tea Party)的支持表示欢迎的布鲁克斯并不讳言自己的立场。“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必要举措来保证其他国家无法成功地伤害或摧毁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两周前我去过中国，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他们就会把我们打翻在地。”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奥特尔仍然相信，整体而言全球贸易将为美国经济带来早就获得确认的益处。但他意识到，愤怒的选民完全有理由不快。 “问题在于收益是分散的，成本是集中的，但我们的政治体系尚未着手处理与这些成本有关的问题，”他说。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赫夫鲍尔(Gary Clyde Hufbauer)等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也承认，联邦政府没能满足因为进口壁垒降低而失业的那些工人的需求。但自由贸易的收益是“损失的10倍”，他说。“自由贸易让产品的价格降低了，就这一点而言，它真的帮到了工薪阶层的人。收入较低的人获得的好处更多一些，因为他们会把更大比例的收入花在购买商品上。”或许吧。但这种话安慰不了生活在阿拉巴马州北部的人，那里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制造业工作岗位仍然在减少。 （文章和图片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