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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讯
[GCTV全球华视冬红纽约报道] 6月19日下午,“全球泛华联盟文化艺术顾问聘任仪式”在纽约见面会所举行,同时宣布“华艺百人会筹委会”正式成立。该筹委会由全球泛华联盟副总裁Sherry Zhang发起,书画艺术家曹俊、书法篆刻艺术家苏东河、艺术家王大宙教授、书画艺术家徐白一教授、北宋官瓷艺术家于乐土等5位艺术家担纲主要职务。 仪式开初,由全球泛华联盟副总裁Sherry Zhang分别为5位艺术家颁发了“全球泛华联盟文化艺术顾问”聘书。Sherry Zhang在讲话中首先对接受聘任的艺术家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感谢!接着向大家详细介绍了全球泛华联盟的具体运营项目和已取得的骄人业绩,并着重讲述了全球泛华联盟在文化艺术领域取得的长足发展。最后,Sherry Zhang副总裁希望各位文化艺术顾问可以立足于全球泛华联盟的发展,充分发挥文化艺术领域专业优势,为中美两国的文化艺术交流和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曹俊、苏东河、王大宙、徐白一、于乐土等5位艺术家一一致辞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真诚地对全球泛华联盟的信任表示感谢,并表示将大力支持全球泛华联盟的所有艺术活动。 另外,本次仪式同时宣布“华艺百人会筹委会”正式成立。该筹委会的发起人全球泛华联盟副总裁Sherry Zhang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华艺百人会筹委会”成立的宗旨在于文化艺术的交流与合作,并扶助少年艺术人才和青年艺术家的发展。通过艺术展览和文化活动向世界推广华人艺术的精华。她解释说,协会的名称“华艺百人会”的意思是100位国际一流的华人艺术家汇聚资源,共同发展。协会由泛华联盟发起人和策展人、艺术家及文化媒介人共同创立,将组织一些艺术史论的讲座或课程,艺术实践与观摩。同时将在博物馆、公共空间或画廊组织策划展览,通过展览让观众与艺术家直接相遇。未来将组建百人会自己的艺术博物馆。该会还强调注重社会效益,热心关注社会公益事业,努力成为国际艺术领域的专业标杆。 仪式结束后,Sherry Zhang副总裁带领各位艺术家参观了全球泛华联盟旗下、以文化艺术推广和交流为主营项目的纽约见面会所。 全球泛华联盟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泛华联盟)在2006年注册成立于世界金融帝都—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地区。泛华联盟以资本运营、资产管理和投资为核心业务,在多元化的领域内专注于资本的投资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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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TV全球华视冬红纽约报道] 6月16日下午,台湾著名摄影师李屏宾作品回顾展新闻发布会在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行。本次活动包括与李屏宾的对话,以及为期两周的电影放映,即从6月16日至30日,放映包括《长江图》(2016),《花样年华》(2000),《挪威的森林》(2010),《刺客聂隐娘》(2015),《恋恋风尘》(1986)等多部经典电影,其中的《长江图》刚刚在2016年柏林电影节上斩获银熊奖最佳艺术贡献奖。 本次展览由MoMA电影部副馆长La Frances Hui女士策划。她介绍,李屏宾是当今世界最优秀的摄影师之一,在超过3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独特的光影展示、色彩运用、优雅的镜头处理和引人注目的构图,使摄影在电影创造中起到了核心作用。李屏宾特别擅长在自然光线和昏暗光线下进行拍摄,揭示了稠密的、有光泽度的光线和黑暗,让画面有着难以置信的深度和空间感。无论是自然的或是高度格式化的拍摄,每一帧画面都让观众们沉浸在浓郁的视觉景观中。La Frances Hui女士还表示,艺术博物馆的策展希望表达对新电影的关注。 李屏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和那些著名导演合作时,他们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往往要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创造,这让他有时觉得很痛苦,但他追求并享受这种痛苦。因为痛苦可以使他有很大的发挥能动性的空间,有火花的碰撞,可以创造出具有更高价值的艺术作品。李屏宾还介绍了他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他那特有的、敏锐的长镜头可以捕捉演员细微的神情变化,也为电影注入鲜明的节奏。他说他作品的核心就是:真实,自然,厚重。 作品展出期间,将会放映他和知名电影导演侯孝贤、王家卫、陈英雄、田壮壮、许鞍华等人合作的获奖电影,喜欢的观众可以前去大饱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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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在有中国政要出席的仪式上,华特·迪士尼公司(The Walt Disney Company)在雨中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揭幕。这座主题乐园耗资55亿美元打造,设有酒店区,代表了这家美国风味十足的娱乐集团在中国经过辛苦努力获得的成果。“我们梦想成真了,”开业仪式开始时,迪士尼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A·艾格(Robert A. Iger)喜气洋洋地用汉语说。 这是迪士尼在中国大陆修建的第一座乐园,被视为中美关系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艾格朗读了奥巴马总统的贺信,信中称这座乐园展示了“我们双边关系的潜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则称,这个经过近两年艰苦谈判的项目展现了“跨越文化的合作精神和顺应时代的创新思维”。 仪式中也有不那么一本正经的时刻:在华丽的奇幻城堡前,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站在舞台上打趣,表示雨是好运的征兆——“下的是美元和人民币,”他说。迪士尼拥有该度假区43%的股份,而国有控股的一个中国财团拥有多数股份。 焰火点燃,喷泉涌出,打扮成迪士尼公主的演员兴高采烈地走上舞台,30多名舞者和旗手欢腾起舞。 鉴于迪士尼帝国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这一幕的气氛有些不协调。艾格周四凌晨4点被叫醒,得知佛罗里达州当局发现了莱恩·格雷夫斯(Lane Graves)的尸体。这个孩子周三在华特·迪士尼世界的一座酒店被鳄鱼拖入湖中。艾格给孩子的父母打了电话,并在声明中表示:“身为父亲和祖父,我对格雷夫斯一家人的巨大损失感同身受。” 近日里,艾格和他的公共事务团队在上海近乎全天24小时工作,同时还必须应对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周日爆发的大规模枪击案。从很多方面来说,奥兰多是迪士尼公司的地盘。受害者中有迪士尼的员工;还有后续报道称,凶手奥马尔·马廷(Omar Mateen)早前曾去过迪士尼世界的购物中心,被监控器拍到。 在上海,一年多的精心策划使得乐园的开业顺利得出奇。过去数十年里法国和香港迪士尼乐园开幕时发生过的文化失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上海的乐园出现。 “我带女儿来这儿是因为她喜欢米奇,”度假区开业当天,28岁的张艳(音)带着身穿公主装的7岁女儿李欣艺(音)赶了过来。张艳说她来自扬州,路上开了三个小时的车。 艾格希望这个度假区从一开始就完美无暇,但无论有过多少经验,做过多少规划和焦点小组访谈,迪士尼都难以准确预测中国游客涌入大门之际会发生什么并据此做好万全的准备。他们会购买米老鼠耳朵发箍吗?他们会逗留多久?他们会理解排队等候是迪士尼体验的一部分吗? “对很多问题我们都毫无头绪,”上周六,艾格边说话边在度假区内阔步前行。度假区当时处于试营业阶段,在那个异常闷热的日子里,共有3.5万名游客涌入。 到目前为止,答案大多是正面的。“火鸡腿、玉米热狗、汉堡包、爆米花——也就是人们可能称之为美式食品的东西——全都大受欢迎,”艾格说,“这是我们没料到的。” 米老鼠耳朵是卖得最好的商品之一。“我看到就连一些男士也戴着它们,”艾格说。 艰巨的开业准备工作——包括种植240万株灌木,储备7000种周边商品,培训1万名员工——一直挑战重重。前些天,工程师正为一处精巧的白水漂流游乐设施的完工而紧张劳作。此外,“飞越地平线”——一种飞行模拟器,能让游客产生掠过埃菲尔铁塔(Eiffel Tower)等世界名胜之感——遇到了一些技术问题,一度导致游客排队等候四小时。 另一方面,“探险家独木舟”——在美国叫“大卫·克洛科特的探险家木舟”(Davy Crockett’s Explorer Canoes)——受到了某些人的误解。 “人们最初登上独木舟的时候,并未意识到自己必须划桨,”艾格说。“于是我们的两名剧组成员”——迪士尼乐园员工的专有称谓——“要负责为大约载有30名游客的木舟划桨。” 虽然迪士尼只拥有这个度假区不到一半的股权,但分析人士称,其潜在收益依然极为可观。迪士尼将把该主题公园43%的收入纳入囊中,其中包括来自周边商品、食品和酒店的收入。周末和节假日的单日成人票价为499元人民币(约合75美元)——在中国属于正常价位——非高峰日为370元。(相比之下,迪士尼世界的票价分别为125美元和105美元)。 迪士尼还将收取这个度假地的管理费和相关角色的版权费。另外,迪士尼希望上海迪士尼乐园可以让中国人对它的电影、玩具、服装、电视节目、电子游戏和书籍更感兴趣。 中国市场即便只是少量增长,也会对迪士尼造成重大的财务影响。该娱乐集团上一财年的收入为525亿美元,来自亚洲市场的收入占比7.5%。迪士尼未披露更详细的信息,但野村证券(Nomura Securities)分析师安东尼·迪克莱门特(Anthony DiClemente)估计,2015年,迪士尼在中国市场获得了10亿美元的收入;剔除来自香港的收入之后大约为7亿美元——这对迪士尼而言只是九牛一毛。 由于上海度假区的开业关系重大,艾格本人对准备工作极为投入。他预先品尝过这里的食物,包括米老鼠造型的北京烤鸭披萨,以及在他看来“极具中国特色的”海鲜酱火鸡腿。他就游乐设施操作员的服装发表过意见,还亲自为一尊沃尔特·迪士尼雕像选定了放置地点。“我说,‘不不不——我想让它离城堡更近一些,’”他回忆道。 巡视期间,艾格穿过了主题公园中心一个15英亩大,专为较年长游客设计的花园。部分是由于中国曾长期实施一孩化政策,上海迪士尼乐园必须具备强烈的超越代际的吸引力。当“幻想曲旋转木马”的音响系统播放《玛丽·波平斯》(Mary Poppins)里的《让我们去放风筝》(Let’s Go Fly a Kite)时,艾格指向一片樱花树丛,那里有12幅以马赛克拼成的壁画,上面是由迪士尼角色演绎的中国十二生肖。 “我们认为这组壁画会成为非常受欢迎的拍照背景,”他说。迪士尼从2005年开业的香港迪士尼乐园中得到的经验是,中国人喜欢在天马行空的建筑立面前給自己拍照。(艾格本人属兔——他1951年生人——在壁画中,这个生肖由《小鹿斑比》[Bambi]中的桑普[Thumper]演绎。) 旁边就是迪士尼迄今打造的最大、最高(197英尺)的城堡。城堡上一家华丽的公主主题餐厅,有着铅框玻璃窗、绘有精美图案的天花板以及看上去仿佛属于凡尔赛宫的吊灯。 艾格以这种富丽堂皇为例,来解释他称之为“迪士尼的不同之处”的东西,意即以极为耗时、极为昂贵的方式呈现所有的一切,让竞争对手极其难以模仿。 然而,艾格突然变得不那么兴高采烈了。走出城堡时,他发现十几个人蹲在这栋建筑的门厅里。 “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多的长椅或者乘凉之处,”他说。“相信我,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文字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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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检是婚前保健服务的简称,指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前所进行的婚前医学检查、卫生指导和卫生咨询服务,是预防出生缺陷和家族遗传病的第一道屏障。然而,自2003年我国取消强制婚检后,婚检率大幅下降,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婚检率如今已不足一成,与此同时,出生缺陷却在升高。这的确令人警醒。 婚检率降,出生缺陷升 近年来,婚检率持续下跌令卫生计生部门忧心忡忡。2003年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取消强制婚检。取消后,一些地区婚检率降至不足一成,在此之前,形势则完全不同。以北京市为例,自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颁布实施以来,北京市的婚检率逐年提高,到2003年达到100%。 同样,记者从广州市卫生计生部门了解到,取消强制婚检之前,广州的婚检率约在93%,取消强制婚检后,广州市2011年公开发布的信息显示,婚检率仅有7%,有的区甚至只有4%。 在婚检率下降的同时,真正让卫生计生部门担忧的是,北京市参与婚检人群疾病检出率由1996年的5%上升到2014年的13%左右。例如,先天性心脏病、癫痫、生殖系统疾病等,均呈上升趋势。专家表示,有些疾病直接影响婚育,不仅对自身及配偶的健康产生影响,有些还可造成不孕不育症,甚至导致出生缺陷的发生。 广东省卫生计生部门2011年公布的10年来广东省新生儿出生缺陷率显示,珠三角地区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平均达2.76%,不仅比10年前翻了一番,比全国的平均数也高出50%。 记者采访了解到,我国是出生缺陷高发国家,每年新增出生缺陷约90万例,出生缺陷发生前五位的分别是:先天性心脏病、多指(趾)、唇裂、先天性脑积水、神经管缺陷。妇产科专家提出,婚检率下降导致出生缺陷一级预防明显被削弱。不过,出生缺陷率的升高还有其他原因,比如高龄产妇增多等。 免费婚检为啥不做 北京市开展婚前保健服务已经30多年了。目前,北京市对辖区户籍人员,含一方户口所在地为北京的新人,免费提供规定项目的婚前保健服务。为遏制婚检率急剧下降,2004年开始,广东等地开始推出免费婚检,但收效甚微。 记者采访了解到,有人认为单位每年体检,再做婚检是“多此一举”。专家表示,婚检不同于一般体检,也不同于孕前保健,是准新人了解对方健康状况的最佳途径,体现婚姻法中保护双方健康知情权的原则。 “婚检的目的是检查准新人是否存在影响生育及后代健康的疾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产科产前诊断中心遗传实验室负责人张璘说,如果检出疾病或不良基因的携带者,可以有目的、有步骤地指导其生育;若检出不适合生育人群,建议婚后避孕;有家族遗传病的人群,建议婚后在医生指导下受孕等。 很多人担心婚检触及隐私,网络上甚至有人认为“婚检破处伤害身体”。专家表示,婚检主要项目包括病史询问、体格检查、男女性生殖系统检查、实验室检查和胸部数字化摄影等,并不会侵犯隐私甚至伤害身体。 婚检率低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是,由于婚前保健服务对象主要是青年人,有人怕自己某些疾病暴露后,会失去对方,因而逃避婚检。记者采访了解到,有女方在听到男方提出结婚前进行婚检时,甚至认为是对方不相信自己。 婚检应该更贴心 近年来,恢复强制婚检的呼声在增强。对此,卫生行政部门表示,恢复强制婚检,这是走回头路,很难行得通。 受访的业内人士认为,婚检有必要恢复,但不是从行政上恢复强制婚检。首先,要用各种政策引导和鼓励人们自觉选择婚检,同时增加民众实实在在需要的、关键的婚检项目,如果婚检对人们确实作用很大,婚检率自然会提高。其次,应优化服务流程,通过婚检婚姻登记一站式服务、婚检孕检系列套餐服务等有效手段,引导年轻人参与。 预防出生缺陷,单靠婚检还不够。妇产科专家提出,随着人们性观念、婚姻观念及生育观念的变化,未婚先孕、婚前同居现象在增加,婚检对保障这些人群的健康存在不足。因此,为更有效预防出生缺陷,在加强婚检的同时还应提倡孕前保健。 (文章来源:半月谈;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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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参议院日前暗示愿改变立场,考虑通过立法来限制枪支销售,共和党准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该党其他领袖也表明准备讨论有限度的控枪措施。 共和党议员多年来一直阻挠控枪法案在国会通过,称宪法规定美国人有权拥枪。奥兰多枪击案发生后,共和党议员和美国全国步枪协会都面临控枪压力。特朗普表示,他将同步枪协会人员会面,讨论如何阻止在恐怖观察名单或禁飞名单上的人购买枪支。 报道称,参议院已开始讨论如何通过立法,禁止美国恐怖观察名单上的人购买枪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的麦康奈尔15日敦促参议员提出如何防止类似奥兰多枪击案再度发生的建议。他说,“没有人希望恐怖分子拥有军火”。 参议院二号共和党人科宁则表示,他正同民主党参议员范斯坦私下讨论折中议案,以阻止恐怖观察名单上的人买枪。 媒体指出,如果国会通过控枪措施,那将是20多年来美国议员首次对此一敏感课题达成一致看法。奥兰多枪手所用的半自动攻击武器曾在1994年遭到美国禁售,但该禁令只实施了10年就解禁。 同时,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奥兰多发生美国历史上死伤最惨重的枪击案后,57%或超过一半的美国人支持禁枪,38%的人反对。在2015年12月,支持禁枪的美国人占44%,反对者占50%。 (文章来源:环球网;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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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TV全球华视林世钰纽约报道)6月19日,2016年交通大学美洲校友会(上海、西安、北京、西南、新竹)大纽约分会年会将在纽约举行。届时,美国前劳工部部长赵小兰及其父赵锡成(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大航政系)、交大校领导代表桑大伟、普林斯顿大学韦潜光院士、上海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夏善晨、美洲校友会大纽约分会会长邱美康教授、美洲校友会理事长陈亮洁、外联出国顾问集团董事长何梅,以及交大校友会校友和兄弟院校校友会代表将与会。 当天活动除了校友代表和嘉宾发言、自由交流之外,还有金融论坛和创新创业论坛,欢迎交大校友参加,共庆交大120周年。 活动地点:The Yale Club (50 Vanderbilt Ave, New York, NY 10017) 活动时间:10:00 AM-5:00 PM,  2016年6月19日(星期天) 联系人:盖珂珂(keke.gai@pace.edu)戴文韵(wenyun.dai@pace.edu) 报名网址:http://goo.gl/forms/p5Nhkd0Wmvj3rRQ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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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TV全球华视林世钰纽约报道)6月16日,为期三天的第25届美国国际特许经营博览会在纽约Javits Center举行。450多家来自全美的企业及一万多人参加了博览会。活动由美国国际特许经营协会主办。 据了解,该活动一年一度,主要是通过专家的指导,帮助企业主学习开创、经营自己的特许经营企业,同时建立灵活的商业网络,使企业之间可以进行现场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从而发现商机,双方迅速找到合作的机会。 今天的活动,有450多家企业登记参加,他们涵盖了金融、教育、食品、体育、化妆品、咨询等300多个不同的行业。每个摊位前面,大家热烈交流着,互留名片和资料。而众多由专业人士主讲的讲座,则让尚在黑暗中摸索的企业主豁然开朗。 有意思的是,这次博览会也是美食节,很多食品公司和餐馆的摊位都免费提供比萨饼、冰淇淋、咖啡等,可以随便品尝。 该活动自举办以来,深受美国小企业主的欢迎。经营室内攀岩生意的Lance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总部设在新西兰,两年前来马里兰州开设了特许经营店,生意很不错,下一步准备到纽约来。今天有很多人表示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已经留下了联系方式。“下一步我们会进行洽谈,希望我们都有好运气。”他觉得这种面对面的方式特别好,让人们更容易交流。 据了解,美国目前有80多万家特许经营企业,它们每年创造9440亿美元产值,产生900多万个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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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腐败,违法犯罪,能一逃了之?一些中国贪官认为逃到海外就可以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以为出了国,仍可以继续过舒坦、滋润的日子。错!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无论你走到海角天涯,终将受到惩罚。国内不容贪官藏身,在国外也未必就能逍遥快活。 王国强 合租房客看到我爱人就目露淫光 2014年12月22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潜逃美国两年半的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回国自首。他在忏悔录中写道:这是我人生中一段恶梦,是一段不愿回顾却又刻骨铭心的记忆。这期间,我又怕中国发现我,又怕美国抓获我。整日不敢出屋,靠面包果腹。即使我与妻子有护照不敢用,有病不敢就医,与国内亲人不敢联络,与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不敢联系。合租屋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房客少有修养,看到我爱人时就目露淫光,实在让人惊恐。整天是度日如年,生不如死。 现状:王国强向纪检监察机关递交了自首书,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徐国旗 被武装组织逮着每天背着枪巡山 曾担任河南省沁阳市供销社渠沟分社党支部书记的徐国旗,因贪污供销社购销站门面房租金25万元,2013年5月,他和妻子、儿子一起逃到了缅甸邦康。刚到邦康就被一个当地的武装组织逮着。“当时就发给我一杆冲锋枪,我背着枪就跟着他们去巡山了。我从来没用过枪,吓得我胆战心惊,生怕枪走火。”徐国旗说。后来带的钱花完了,孩子也没办法上学,他潜回新乡靠打零工度日,每月只挣1000多元,直至被抓。 现状: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徐国旗有期徒刑11年。 左天柱 赃款坐吃山空在国外背尸谋生 湖南省长沙市国土局原局长左天柱同样陷入窘困。携带出逃的几百万赃款在美国很快就坐吃山空,基本不会外语的他也找不到像样的工作,不久情妇也离他而去。据后来在国外见到他的人说,他只能靠着给殡仪馆背尸首勉强谋生。 杨秀珠 地下室里绝望哭泣被捕后情绪反而平静 杨秀珠曾任浙江省温州市副市长、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涉案2.5亿,2003年出逃。被称为“中国第一女巨贪”的杨秀珠,出逃后辗转新加坡、美国、荷兰等多个国家,最后藏身于鹿特丹市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惶惶不可终日。被捕前,她时常一个人绝望地哭泣。当荷兰警察宣布对其实施拘捕后,她的情绪反而平静下来。 现状:杨秀珠目前被美国拘押,听候遣返。 麦容辉 开歌舞团不赚反亏分赃不均遭追杀 中国银行南海支行丹灶办事处职员谢炳峰、麦容辉1998年逃至泰国,2000年8月麦容辉投案自首,11月谢炳峰被捕。在泰国落脚后,因为人生地不熟,他们合伙开的歌舞团不赚反亏。由于分赃不均,两人反目成仇,谢炳峰竟用40万泰铢雇一个“烂仔”追杀麦容辉。钱没有了,朋友没有了,残酷的现实和女友的深情劝诫,促使麦容辉选择了投案自首,并协助抓获谢炳峰。 现状:2002年2月,法院一审判处麦容辉有期徒刑12年,谢炳峰死刑。 陈新 68天换29个假身份证 日记自述:无法逃脱苦海 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原干部陈新,曾携带4000多万元人民币辗转潜逃于境内外。68天的逃亡途中,他先后在成都、广州、海口、湛江马不停蹄地周旋,在越南、缅甸境内疲于奔命,一共换了29个假身份证。陈新在日记中写道::我知道我迟早会有玩完的一天,我的心理、我的精神状态完全垮塌了。我手中握有的几十个身份证和股东证也没能把我救出苦海。 现状:2001年9月6日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陈新被判处死刑。 李华波 父亲去世未能尽孝总梦见被抓进牢房里 从2006年10月至2010年12月,时任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的李华波转移县财政局资金9400余万元。2011年逃往新加坡。李华波讲述逃亡时的心路历程:终于回国了,感到踏实了。出逃这四年,我一直惶恐不安,夜不能寐,总梦见自己被抓进牢房里。别人出国是旅游,我做了亏心事,出了国也提心吊胆。去年我的父亲去世,我也没能回来尽孝,觉得很对不住家人。 现状:检察机关已对李华波依法提起公诉。 陈满雄 陈秋园彻底整容漂白皮肤白天不敢出门 1995年,分别担任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经理和法定代表人的陈满雄和陈秋园夫妇卷款外逃到泰国清迈。陈满雄还做了一次彻底的整容手术,连皮肤都进行了漂白。被捕前的一段日子,陈氏夫妇行动极为诡秘,连到市场购物也选在夜间。被擒后,平日春风得意的陈满雄变得惊恐异常,当场昏倒。 现状:2004年12月23日,陈氏夫妇分别获判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4年。 王振忠 遭美国黑社会“勒索” 提心吊胆郁郁而终 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振忠逃往美国,王振忠花100多万美元在加州买了一幢别墅及一辆别克跑车。但是不久,许多曾向他行贿或被他敲诈的人,通过美国的黑社会找上门来讨要“借款”,甚至威胁要砍断他的脚和情妇郝文的手。王振忠不得已和其分居,自己也过上了提心吊胆的生活,2007年患胃癌死去,临终前忏悔说:“一切都是报应啊……” 现状:2007年6月10日王振忠客死美国纽约。 许国俊 在餐馆做厨师一天工作10到15个小时 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原行长许国俊自从2001年逃到加拿大再辗转至美国,一直过着清贫的逃亡生活。被捕之前,许国俊在美国中部堪萨斯州一个叫威奇塔的地方,租下一间小公寓住了近一年,夫妻俩在这里没有车没有钱,他们后来的律师形容其为“家徒四壁”。逃亡中,许国俊曾在一家送外卖的中餐馆隐姓埋名做厨师,一周工作7天,一天工作10—15个小时,期间还烫伤过手臂。 现状:2009年5月,许国俊被美国拉斯维加斯联邦法庭以共谋结伙犯罪、共谋洗钱和共谋转移赃款等罪名判处22年有期徒刑。 (文字和图片来源:正义网;作者:田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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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是大陆最为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从2008年汶川地震的“范跑跑事件”到今年的疫苗事件,在中国公共事件讨论中,总是能听到徐贲的声音。最近因钱锺书妻子杨绛的去世,在他和萧翰、张鸣等之间引发了一场知识分子是否有权“不公共”或是“沉默”的争议。徐贲的文章《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激怒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 在这10年中,他在中国大陆出版了十几本著作。从《知识分子——我的思想与我们的行为》、《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到《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徐贲的每一本书都切中当下中国问题与现实。其扎实的西方理论基础和宽阔视野,以及一种敞亮、清晰的说理方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2016年6月13日,徐贲于苏州东山。 2016年初,三辉图书将徐贲过去在大陆出版的作品整理重新出版,今年一月出版的《教育与统治:从国民到公民》延续其一贯主题和风格,同时更为系统地讨论了教育与政体的关系,分析了西方历史上三种政体原型“古典共和”“现代民主共和”“现代极权”中出现的国民教育,尤其着重分析了美国民主共和时期的公民教育与纳粹德国的党国主义教育,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何为一个理想的教育。 “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徐贲写道。“然而当它是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或党民教育时,它却使人民变得愚昧、盲从,既没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没有自我实现的意愿。”本书中,他论证了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能够更好地共同生活,不是为了让统治者能更方便、更随心所欲地统治他们”。 徐贲,1950年出生于苏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徐干生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作家。徐贲教授1977年考入苏州大学,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考取复旦大学英文系博士,几个月后到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就读,1991年获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现为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教授文学和文学理论。 近日,徐贲教授通过邮件接受采访,分析了中国当下教育及其影响,以及围绕知识分子的“沉默的权利”的争议。采访经过删减和编辑。 问:最近钱锺书妻子杨绛的去世之后,你的文章《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激怒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其中一点批评是你的文章忽略了时代背景,反“右”文革都是非常态社会,知识分子沉默是情有可原的。你如何看这一批评? 答:对这种断章取义、危言耸听的指责,实在没有必要去专门回应。我的文章在那里,清者自清。正如有评论者说的,“在个人被政治运动裹挟而必须表态的时候,就是保持沉默也几无可能。对此,徐贲并没有苛求钱锺书必须以身犯险。他强调的是,在现实社会里,负责任和不负责任的‘这两种知识分子都是少数,而绝大多数其他人则是身处于既不完全不负责任,也不完全负责任的中间地带’”。我要说的不过是,在完全不自由的状况下奢谈“消极自由”“沉默的权利”是没有意义的,自由和权利是自由人的事情,与奴民无关,也不能用来解释被掐着脖子的知识分子的动机和行为。 问:《统治与教育》中,你分析了“现代民主共和”和“现代极权”两种国民教育,你认为当下中国教育是哪一种教育? 答:当下中国教育不同于纳粹德国的教育,纳粹教育是典型的极权主义教育,与“文革”期间的教育最为相似。今天的中国教育是一种“后极权”或“新极权”教育,是一种犬儒主义化了的极权主义教育。就拿这种教育的“依从”来说吧,它仍然在用以前的一些手段诱导依从,如强调共产党对于人民的恩惠,所以要对党心存感恩,不能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但是,许多学生未必就真信这个,这与纳粹德国或文革中的绝对盲信是不同的。盲信是天真状态的产物,现在的中国学生可一点也不天真。他们年纪轻轻就已经非常世故和犬儒,他们不信,但善于装作相信。他们知道“上头”知道他们是装信,但还是腆着脸,像没事人一样一本正经装信。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是信,什么是不信。再怎么假装和说谎,他们都能心安理得。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依旧坦然为之。这就是犬儒,只要有利可图,怎么都行。北大中文系的女生马楠就是一个例子,她在(1998年)克林顿访问北大时,曾当面痛斥美国人权状况恶劣,两年后本科毕业,她却选择到“人权状况恶劣”的美国去生活,嫁给了一个美国人。(马楠在后来接受采访时称自己没有痛斥过美国的人权状况,她曾在克林顿访华时反驳克林顿关于“为个人自由而奋斗”的说法。——编注) 问:你本人也经历了两种不同的教育,中国教育和美国教育。这两种教育最大区别在哪里? 答:最大的当然是教育课程的区别,也就是教育目标的区别。一个是把学生培养成善于独立思考和是非判断,重权利,尽责任的民主公民,另一个是把学生培养成一党统治制度下“又红又专”的党民和劳动工具。在美国的民主制度里,不同层次上的教育课程至少都认同这样一些目标(是否充分实现是另一回事):提倡自由和独立思想、维护个人的社会和政治权利、尊重和关爱他人、容许或接纳不同意见、用说理而不是暴力解决分歧和争端。 在道德原则上,美国学生的是非观比中国学生清晰,他们尊重常识逻辑,不愿意接受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说法。倘若有教师对学生说,过去美国蓄奴是正确的,后来废奴也是正确的,以前歧视黑人是对的,今天不歧视黑人也是对的。学生肯定会认为老师是在胡说八道。但在中国就不同了,老师对学生说——当然政府也这么对老百姓说,文革前30年是正确的,否定文革后的30年也是正确的,以前打土豪、均贫富,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资本家的财产,搞社会主义公有化,是正确的,现在有人成为亿万富翁,穷的穷,富的富也是正确的。老师这么说,学生也跟着怎么说。不但没有人敢说这是胡说八道,还把它当成正儿八经的“辩证法”和“历史发展理论”。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里,把同时接纳两个对立矛盾的想法称为“双重思想”(doublethink)。这样的双重思想教育在中国非常普遍,在美国是没有的。 问:2014年有一篇文章叫《海外华人“自干五”现象》发于东网,作者李宇晖发现“留学生论坛上的民族主义不是一般的激进,对宏观问题的主流意见远比大部分国内网站要左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应该不是虚伪或是表里不一那么简单。 答:确实不是像“虚伪”或“表里不一”那么简单。既然不简单,那就请允许我说得仔细一些。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善于“双重思想”的人,那些留学生的“自干五”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双重思想”一旦在国内训练成了,到了外国也照样运转。“双重思想”是一种“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其特征是,一个人能同时拥有两种相互抵触的想法或两种相互矛盾的价值观,能够说服自己,两个明明不相容的对立面都是正确的,前30年正确,后30年也正确就是一个例子。 正如奥维尔在《1984》里所描绘的,极权制度是一种产生普遍认知失调的制度,它强迫所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戴着假面生活,长而久之,成为一种习惯,形成自动化的双重思想心理机制。“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真理部的工作就是把彼此冲突、相互矛盾的东西,时而用“一分为二”,时而用“辩证统一”灌输到人们的头脑里。认知失调对人造成心理的伤害——失恒、无所适从、焦虑、挫折感、失败感、自卑、沮丧、不快乐,因此人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降低或消除认知失调,以恢复精神和心理上的平衡和恒定。 海外华人“自干五”的认知失调表现在,他们一边“爱国”(认知),一边在美国生活(选择和行为)。要消除这二者之间的失调,有两种方式。第一改变行为,那就是回国,这是最简单的,但也是最难的,因为他们并不愿意回国。第二是调适认知。正如挪威社会学和政治学家埃尔斯特(Jon Elster)在《酸葡萄》一书中指出的,人的选择一旦受到外力限制(实际上不想“回国”),在认知上就很难不多不少地精准调适,调适经常会变成“过度调适”(over-adaptation)。例如,在思想审查制度里,执行审查的刊物和出版社会把“自我审查”作为适应性选择,但经常是过度自我审查。海外华人“自干五”那种很夸张的爱国也是一种过度调适。 问:为什么他们会表现得更为积极,或是说“夸张”? 答:这涉及认知失调的另一个方面。自己出钱的爱国者比受雇的或既得利益集团的爱国者更富有激情,也更积极。这个看似奇怪、违反常理的现象可以从下面这个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得到解释。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和默里尔·卡尔史密斯(J. Merrill Carlsmith)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心理实验。他们让71名实验参与者重复做一件极为枯燥单调的事情,参与者们当然都对这件事非常反感。但是,参与者们被要求去劝说自己的朋友也来做这件事情,告诉他们这是一件非常有趣和有意义的事情。参与者们有的得到1美元的报酬,有的得到20美元的报酬。 所有参与者们都被迫陷入这样一种认知失调,“我告诉别人这件事情很有趣,而实际上我觉得它非常无聊”。这明明是在说谎,但是,有意思的是,得到1美元报酬的人比得到20美元报酬的人在说谎时更心安理得,因为他们更容易相信,我不是为了钱才这么说的,我真诚地认为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而得20美元报酬的人却会觉得自己是在为了钱才说的谎,因此反而更愿意承认“我不是一个说谎者,但我却说了谎”这个事实。 得1美元报酬的人比得20美元报酬的人更积极言不由心地劝说别人,当然,他们也更不容易清楚知道,自己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由心”。他们因为没有金钱利益的动机,所以需要相信自己是真心的,没有说谎,以平息自己的认知失调,而得20美元报酬的人则比较不需要平息这样的认知失调。 拿钱少的比拿钱多的更需要认知失调的自我调适,不拿钱的“自干五”比拿钱的“五毛”更表现出积极热情。不久前还有一个例子。有一帮大妈在联合国总部前唱“红歌”,她们说,唱红歌是因为热爱社会主义。有人挖苦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大妈是官人老母的代名词。其实这些大妈就是普通百姓,既没有拿政府津贴,也不是来执行组织任务的。试想,如果她们唱红歌是一些身份特殊者公费旅美的组织活动,唱歌是她们的工作任务,那么,她们唱了歌也就完成了任务。唱歌并不一定需要用真诚热爱社会主义的动机来解释。反倒是普通百姓,像“自干五”那样,自己掏钱买机票、食宿自理,还把有限的旅游时间花在唱红歌上,倘若不是相信自己是因为真诚热爱社会主义才唱的红歌,岂不等于自己承认是犯傻和丢人?唱红歌的大妈们不但不觉得犯傻,反而觉得光荣,这便能平息她们的“认知失调”。然而,许多旁人不认同她们这种行为,那是因为他们身处于认知失调的情境之外,所以觉得那是一种非理性的奇怪行为。 问:如今不少中国家长因担忧国内教育而早早送孩子出国,你认为这可以摆脱中国教育的影响吗? 答:这就要看每个学生自己了。他们有可能步海外华人“自干五”的后尘,但也并非一定如此。许多出国学习的人并不是这样的,他们有机会接触民主国家的自由、民主、宪政法治、人的尊严,公民权利和人权观念,亲眼目睹民主社会的现实。他们会看到,正如研究东欧历史的美国学者斯奈德(Timothy Snyder)在与朱特(Tony Judt)对谈的《思虑20世纪》(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所说,对于充满苦难和不幸的20世纪来说,民主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不受愚弄,这就已经是摆脱极权教育的影响了。 问:你曾为你的父亲编过一本文集《复归的素人》。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你父亲经历过民国和新中国两个时代的教育,并对文革教育悲愤难抑,乃至于到了晚年复归写古体诗。你如何看? 答:我父亲的那本书里有一篇《奴性评议》,他似乎把奴性看成是自古至今中国人无法摆脱的厄运。我并不赞同我父亲的看法,但我理解他。他的看法与他自己长达几十年的不幸遭遇有关,也是他在晚年对自己的一种剖析。在学校里,他最爱护、最欣赏的学生恰恰是在文革中迫害他最厉害的。他教书教了一辈子,觉得自己彻底失败了,除了无可奈何,没有其他应对的办法。他那本书里还有一篇是谈党国语言之毒害的,里面的例子令人想起德国语文学家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第三帝国的语言》(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中分析的纳粹语言。克莱普勒深深忧虑纳粹语言对普通德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他看到,德国媒体和宣传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而且(更是一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这种极权语言像是很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中毒杀人自发独立的思想能力。 战后德国建立了与纳粹极权统治全然不同的政治体制,这是消除纳粹教育影响的最根本条件。今天要消除文革教育的影响,还不具备类似的充分条件。消除文革教育影响首先需要认清文革的罪恶,对文革做彻底的反思,这在目前是做不到的。 (文章和图片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人:罗四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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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竞争激烈,教育不公平现象难以完全消除,这恐怕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美国作为高等教育的大国、强国,此类问题有其自身特点,相关应对和改革措施颇值得深入研究和适当参考。   激烈:美国好大学也是“独木桥” 近几年来,美国一流高校的本科生录取率一路走低。前不久公布的2016年数据继续呈下滑趋势,像著名的8所常青藤高校中,就有6所的本科录取率较去年下降。不少名校的本科录取率创下历史新低,例如哈佛大学只有5.2%。也就是说,在自认为已达到了哈佛大学入学标准、进而递交入学申请的人当中,只有大约二十分之一的人会被录取,可见竞争之激烈。 这样的数据既令人惊讶,又在意料之中。说令人惊讶,是因为近年来美国名校的本科录取率下降得确实太猛了些。11年前,常青藤高校的本科录取率都高于10%,到今年就只剩两家还能如此了。如果说10年前进美国一流名校读本科是从拥堵的街道挤出一条路来的话,那么现在真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但这一趋势也在意料之中,因为其原因很简单也很明显——那就是申报这些学校的人数在逐年增加,而学校的录取计划保持稳定,录取率自然就变小了。美国国内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的增长当然是主要原因,但国际学生的大量涌入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2004~2005学年到2014~2015学年,美国高校国际学生数量从56.5万人增加到97.5万人,占全体学生比例从3.3%增加到4.8%。在综合排名靠前的研究型高校以及在研究生当中,这个比例还要高得多。其中,中国学生的表现极为抢眼。2009~2010学年,在美高校的中国大陆籍学生人数为12.76万人,其中本科生占32.3%,研究生占52.1%;到2014~2015学年,这一数字上升到30.4万人,其中本科生占41%,研究生占39.6%。不但整体数量增长迅猛,而且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本科生成为留学队伍的主体。从这些数据看,说国际学生“抢”了部分美国本土学生的教育资源,加剧了美国好大学难进的现象,恐怕不完全是无稽之谈。 淡定:美国社会对国际学生涌入的反应 那么,美国社会对此是如何看待和应对的呢?就我的观察而言,总体是淡定的。不淡定的声音也有,比如《波士顿商报》曾抱怨说,波士顿地区的留学生增长速度超出全美平均水平一倍,一些高校的本地学生比例下降了约五分之一,主要外来增长源就是中国学生云云。 但是总的来说,美国社会对高校外来生源增长的现象反应并不激烈。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教育人士,基本保持平和、理性甚至欢迎的态度。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条原因: 第一,美国高等教育的总体适龄人口在下降。美国人口普查局2013年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至2013年两年间,美国高校录取学生人数一共减少了约93万人,是自大萧条时代以来高校录取人数减少幅度最大的一段时期。所以不少高校,特别是适龄人口减少比较多的地区的高校以及不太知名的高校,实际上正面临着生源危机。对这些地区、这类高校而言,外来学生的增多不但不会挤占教育资源,反而可以促进教育发展。这一点,即便《波士顿商报》的那篇文章也部分承认。 第二,美国教育资源丰富,选择余地大,兜底能力强。从就业导向、注重技能培训的社区学院,到实力不俗、性价比颇高的州立大学,再到以通识教育和精英培养为理念的文理学院,直至高水平的研究型高校,学生可选择的余地比较大。常有些名不见经传的地区性高校,通过服务地方,与地方经济形成良性循环,使得学生就业情况甚佳,在名校的眼皮子底下办得有声有色。 第三,国际学生与美国本土学生就读的层次和学科重合度比较有限,在某些领域甚至互补性很强。在本科层次,美国一流高校给国际学生的名额多年来波动很小,对本土学生没有形成大的冲击;在研究生层次,2013年7月有一项统计表明,国际学生占美高校全日制研究生的比例,以电气工程专业为最高,达70%,个别学校甚至超过90%;其次为计算机科学,达63%;工业工程专业居第三,为60.4%。此外,化学工程、材料工程、机械工程和经济学等学科比例也都超过50%。但是,这些学科大多不是特别受美国本土学生青睐,国际学生的到来还提高了这些学科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 第四,美国民众的高等教育观总体较务实理性,对名校光环相对不那么膜拜。美国高校的实际入学率,即已录取者中最后来校就读的比例很能说明问题。这一数据超过70%的,全美屈指可数,即便高居榜首的哈佛大学也只有80%出头。换言之,在接到哈佛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人中,有约五分之一之众没有去就读!这在其他很多国家的人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但这正是美国务实、独立、不盲从的民族性格的体现,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面对国际学生蜂拥而入,美国本土民众却并无特别强烈的权益受损感。 第五,美国高等教育界推崇开放平等的理念。从历史上来看,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这般领先世界的地位,与其不断接受、吸收外来优秀人才密切相关。2013年7月,美国国家政策基金会出台了一份报告,认为国际学生的加入提升了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质量,有助于所在高校吸引一流学者,进而令美国本土学生也受益,并且建议采取措施吸引这些国际学生毕业后留美。报告作者甚至批评美国政府“在不该让谁进入美国的问题上花了太多时间,而在该让谁进入美国的问题上花了太少时间”。 透明:美国促进教育公平的两招 近些年来,美国各界在保障弱势群体教育权益,促进教育公平方面作了不小努力。下面两个案例或许有启发意义,其共同特点是促进了教育资源的透明化。 一个案例是拓展教育信息的获得渠道,这是由政府主导的。全美数千所高校,各自的教学质量、经济负担、奖助学条件、毕业前景等情况究竟如何,不同背景出身的人了解程度有天壤之别。美国大学理事会曾有研究显示,美国绝大多数贫困家庭的高中毕业生即便在考试中取得高分,也没有向高水平院校递交入学申请。 能否实现高校信息全面、准确、无差别的覆盖?网络技术的进步和政府的强力介入使这个看似天方夜谭的目标有了实现可能。2015年9月12日,美国白宫办公室宣布,正式推出名为“大学计分卡”的网站(网址https://collegescorecard.ed.gov),为学生及家长提供高校信息服务。该网站设计简明实用,由美国联邦教育部负责运营,配有搜索工具,可帮助用户对各校进行比较。用户可在搜索工具中输入学费、毕业率、毕业生平均收入等不同条件,点击搜索键后即可获得符合条件的学校名单。奥巴马总统对该网站的开通给予了高度评价,称“美国人民现在可以获知每一所高等教育机构的可靠数据”。 另一个案例是拓展优质教育资源的替代渠道,这是由企业和高校发动并主导的,表现为“慕课”的兴起。“慕课”即“大型网络公开课程”,以其全开放、无学费或低学费、有证书(大多为非正式学分证书)等特点产生着惊人的影响力,冲击了全世界的教育,例如印度仅2013学年开学之际就有5万多人报名参加哈佛大学的慕课。 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慕课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在扩大教育受众方面无与伦比的力量。2014年调查数据显示,虽然慕课的平均课业完成率甚低,但由于其基数极大,所以学成者的绝对数量仍相当庞大。未学成者中,完全荒废的也只是少数,多少有所收获。我曾参加宾夕法尼亚大学菲尔雷斯教授主讲的关于慕课的讨论会,亲见亲闻他开设的慕课《古典诗歌》的学员中,既有旨在弥补人文积淀不足缺憾的生物专业研究生,也有矢志热爱文学却无接受正规教育机会的低收入家庭妇女;既有阿富汗的女学生,也有自闭症患者。 慕课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拓宽专业人才培养渠道方面的巨大潜力。在edX的2014年年度报告中有调查指出,其学成者中,比例最大的人群是26岁以下、已获得学士学位者。联系我国实际,大批在高考中未能进入如意高校,而又有心继续深造的学子,不正是慕课的最佳人选吗?如果我国的高水平高校能够通过慕课将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则可为其他层次高校中有目标、有毅力、有基础的学生创造条件,使其在更高起点和更公平环境下参与考研或者以其他形式尝试第二次机会,我国专业人才的选择面可得以拓宽。保障教育公平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如果能将慕课在研究生教育的选拔机制中加以善用,就相当于在高考之后设了第二道保障教育公平的调节阀门。 (文章和图片来源:走进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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