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腐败，违法犯罪，能一逃了之？一些中国贪官认为逃到海外就可以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以为出了国，仍可以继续过舒坦、滋润的日子。错！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无论你走到海角天涯，终将受到惩罚。国内不容贪官藏身，在国外也未必就能逍遥快活。 王国强 合租房客看到我爱人就目露淫光 2014年12月22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潜逃美国两年半的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回国自首。他在忏悔录中写道：这是我人生中一段恶梦，是一段不愿回顾却又刻骨铭心的记忆。这期间，我又怕中国发现我，又怕美国抓获我。整日不敢出屋，靠面包果腹。即使我与妻子有护照不敢用，有病不敢就医，与国内亲人不敢联络，与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不敢联系。合租屋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房客少有修养，看到我爱人时就目露淫光，实在让人惊恐。整天是度日如年，生不如死。 现状：王国强向纪检监察机关递交了自首书，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徐国旗 被武装组织逮着每天背着枪巡山 曾担任河南省沁阳市供销社渠沟分社党支部书记的徐国旗，因贪污供销社购销站门面房租金25万元，2013年5月，他和妻子、儿子一起逃到了缅甸邦康。刚到邦康就被一个当地的武装组织逮着。“当时就发给我一杆冲锋枪，我背着枪就跟着他们去巡山了。我从来没用过枪，吓得我胆战心惊，生怕枪走火。”徐国旗说。后来带的钱花完了，孩子也没办法上学，他潜回新乡靠打零工度日，每月只挣1000多元，直至被抓。 现状：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徐国旗有期徒刑11年。 左天柱 赃款坐吃山空在国外背尸谋生 湖南省长沙市国土局原局长左天柱同样陷入窘困。携带出逃的几百万赃款在美国很快就坐吃山空，基本不会外语的他也找不到像样的工作，不久情妇也离他而去。据后来在国外见到他的人说，他只能靠着给殡仪馆背尸首勉强谋生。 杨秀珠 地下室里绝望哭泣被捕后情绪反而平静 杨秀珠曾任浙江省温州市副市长、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涉案2.5亿，2003年出逃。被称为“中国第一女巨贪”的杨秀珠，出逃后辗转新加坡、美国、荷兰等多个国家，最后藏身于鹿特丹市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惶惶不可终日。被捕前，她时常一个人绝望地哭泣。当荷兰警察宣布对其实施拘捕后，她的情绪反而平静下来。 现状：杨秀珠目前被美国拘押，听候遣返。 麦容辉 开歌舞团不赚反亏分赃不均遭追杀 中国银行南海支行丹灶办事处职员谢炳峰、麦容辉1998年逃至泰国，2000年8月麦容辉投案自首，11月谢炳峰被捕。在泰国落脚后，因为人生地不熟，他们合伙开的歌舞团不赚反亏。由于分赃不均，两人反目成仇，谢炳峰竟用40万泰铢雇一个“烂仔”追杀麦容辉。钱没有了，朋友没有了，残酷的现实和女友的深情劝诫，促使麦容辉选择了投案自首，并协助抓获谢炳峰。 现状：2002年2月，法院一审判处麦容辉有期徒刑12年，谢炳峰死刑。 陈新 68天换29个假身份证 日记自述：无法逃脱苦海 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原干部陈新，曾携带4000多万元人民币辗转潜逃于境内外。68天的逃亡途中，他先后在成都、广州、海口、湛江马不停蹄地周旋，在越南、缅甸境内疲于奔命，一共换了29个假身份证。陈新在日记中写道：：我知道我迟早会有玩完的一天，我的心理、我的精神状态完全垮塌了。我手中握有的几十个身份证和股东证也没能把我救出苦海。 现状：2001年9月6日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陈新被判处死刑。 李华波 父亲去世未能尽孝总梦见被抓进牢房里 从2006年10月至2010年12月，时任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的李华波转移县财政局资金9400余万元。2011年逃往新加坡。李华波讲述逃亡时的心路历程：终于回国了，感到踏实了。出逃这四年，我一直惶恐不安，夜不能寐，总梦见自己被抓进牢房里。别人出国是旅游，我做了亏心事，出了国也提心吊胆。去年我的父亲去世，我也没能回来尽孝，觉得很对不住家人。 现状：检察机关已对李华波依法提起公诉。 陈满雄 陈秋园彻底整容漂白皮肤白天不敢出门 1995年，分别担任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经理和法定代表人的陈满雄和陈秋园夫妇卷款外逃到泰国清迈。陈满雄还做了一次彻底的整容手术，连皮肤都进行了漂白。被捕前的一段日子，陈氏夫妇行动极为诡秘，连到市场购物也选在夜间。被擒后，平日春风得意的陈满雄变得惊恐异常，当场昏倒。 现状：2004年12月23日，陈氏夫妇分别获判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4年。 王振忠 遭美国黑社会“勒索” 提心吊胆郁郁而终 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振忠逃往美国，王振忠花100多万美元在加州买了一幢别墅及一辆别克跑车。但是不久，许多曾向他行贿或被他敲诈的人，通过美国的黑社会找上门来讨要“借款”，甚至威胁要砍断他的脚和情妇郝文的手。王振忠不得已和其分居，自己也过上了提心吊胆的生活，2007年患胃癌死去，临终前忏悔说：“一切都是报应啊……” 现状：2007年6月10日王振忠客死美国纽约。 许国俊 在餐馆做厨师一天工作10到15个小时 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原行长许国俊自从2001年逃到加拿大再辗转至美国，一直过着清贫的逃亡生活。被捕之前，许国俊在美国中部堪萨斯州一个叫威奇塔的地方，租下一间小公寓住了近一年，夫妻俩在这里没有车没有钱，他们后来的律师形容其为“家徒四壁”。逃亡中，许国俊曾在一家送外卖的中餐馆隐姓埋名做厨师，一周工作7天，一天工作10—15个小时，期间还烫伤过手臂。 现状：2009年5月，许国俊被美国拉斯维加斯联邦法庭以共谋结伙犯罪、共谋洗钱和共谋转移赃款等罪名判处22年有期徒刑。 （文字和图片来源：正义网；作者：田昊）  Read More

近年来，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是大陆最为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从2008年汶川地震的“范跑跑事件”到今年的疫苗事件，在中国公共事件讨论中，总是能听到徐贲的声音。最近因钱锺书妻子杨绛的去世，在他和萧翰、张鸣等之间引发了一场知识分子是否有权“不公共”或是“沉默”的争议。徐贲的文章《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激怒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 在这10年中，他在中国大陆出版了十几本著作。从《知识分子——我的思想与我们的行为》、《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到《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徐贲的每一本书都切中当下中国问题与现实。其扎实的西方理论基础和宽阔视野，以及一种敞亮、清晰的说理方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2016年6月13日，徐贲于苏州东山。 2016年初，三辉图书将徐贲过去在大陆出版的作品整理重新出版，今年一月出版的《教育与统治：从国民到公民》延续其一贯主题和风格，同时更为系统地讨论了教育与政体的关系，分析了西方历史上三种政体原型“古典共和”“现代民主共和”“现代极权”中出现的国民教育，尤其着重分析了美国民主共和时期的公民教育与纳粹德国的党国主义教育，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何为一个理想的教育。 “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徐贲写道。“然而当它是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或党民教育时，它却使人民变得愚昧、盲从，既没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没有自我实现的意愿。”本书中，他论证了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能够更好地共同生活，不是为了让统治者能更方便、更随心所欲地统治他们”。 徐贲，1950年出生于苏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徐干生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作家。徐贲教授1977年考入苏州大学，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考取复旦大学英文系博士，几个月后到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就读，1991年获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现为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教授文学和文学理论。 近日，徐贲教授通过邮件接受采访，分析了中国当下教育及其影响，以及围绕知识分子的“沉默的权利”的争议。采访经过删减和编辑。 问：最近钱锺书妻子杨绛的去世之后，你的文章《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激怒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其中一点批评是你的文章忽略了时代背景，反“右”文革都是非常态社会，知识分子沉默是情有可原的。你如何看这一批评？ 答：对这种断章取义、危言耸听的指责，实在没有必要去专门回应。我的文章在那里，清者自清。正如有评论者说的，“在个人被政治运动裹挟而必须表态的时候，就是保持沉默也几无可能。对此，徐贲并没有苛求钱锺书必须以身犯险。他强调的是，在现实社会里，负责任和不负责任的‘这两种知识分子都是少数，而绝大多数其他人则是身处于既不完全不负责任，也不完全负责任的中间地带’”。我要说的不过是，在完全不自由的状况下奢谈“消极自由”“沉默的权利”是没有意义的，自由和权利是自由人的事情，与奴民无关，也不能用来解释被掐着脖子的知识分子的动机和行为。 问：《统治与教育》中，你分析了“现代民主共和”和“现代极权”两种国民教育，你认为当下中国教育是哪一种教育？ 答：当下中国教育不同于纳粹德国的教育，纳粹教育是典型的极权主义教育，与“文革”期间的教育最为相似。今天的中国教育是一种“后极权”或“新极权”教育，是一种犬儒主义化了的极权主义教育。就拿这种教育的“依从”来说吧，它仍然在用以前的一些手段诱导依从，如强调共产党对于人民的恩惠，所以要对党心存感恩，不能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但是，许多学生未必就真信这个，这与纳粹德国或文革中的绝对盲信是不同的。盲信是天真状态的产物，现在的中国学生可一点也不天真。他们年纪轻轻就已经非常世故和犬儒，他们不信，但善于装作相信。他们知道“上头”知道他们是装信，但还是腆着脸，像没事人一样一本正经装信。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是信，什么是不信。再怎么假装和说谎，他们都能心安理得。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依旧坦然为之。这就是犬儒，只要有利可图，怎么都行。北大中文系的女生马楠就是一个例子，她在（1998年）克林顿访问北大时，曾当面痛斥美国人权状况恶劣，两年后本科毕业，她却选择到“人权状况恶劣”的美国去生活，嫁给了一个美国人。（马楠在后来接受采访时称自己没有痛斥过美国的人权状况，她曾在克林顿访华时反驳克林顿关于“为个人自由而奋斗”的说法。——编注） 问：你本人也经历了两种不同的教育，中国教育和美国教育。这两种教育最大区别在哪里？ 答：最大的当然是教育课程的区别，也就是教育目标的区别。一个是把学生培养成善于独立思考和是非判断，重权利，尽责任的民主公民，另一个是把学生培养成一党统治制度下“又红又专”的党民和劳动工具。在美国的民主制度里，不同层次上的教育课程至少都认同这样一些目标（是否充分实现是另一回事）：提倡自由和独立思想、维护个人的社会和政治权利、尊重和关爱他人、容许或接纳不同意见、用说理而不是暴力解决分歧和争端。 在道德原则上，美国学生的是非观比中国学生清晰，他们尊重常识逻辑，不愿意接受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说法。倘若有教师对学生说，过去美国蓄奴是正确的，后来废奴也是正确的，以前歧视黑人是对的，今天不歧视黑人也是对的。学生肯定会认为老师是在胡说八道。但在中国就不同了，老师对学生说——当然政府也这么对老百姓说，文革前30年是正确的，否定文革后的30年也是正确的，以前打土豪、均贫富，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资本家的财产，搞社会主义公有化，是正确的，现在有人成为亿万富翁，穷的穷，富的富也是正确的。老师这么说，学生也跟着怎么说。不但没有人敢说这是胡说八道，还把它当成正儿八经的“辩证法”和“历史发展理论”。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里，把同时接纳两个对立矛盾的想法称为“双重思想”(doublethink)。这样的双重思想教育在中国非常普遍，在美国是没有的。 问：2014年有一篇文章叫《海外华人“自干五”现象》发于东网，作者李宇晖发现“留学生论坛上的民族主义不是一般的激进，对宏观问题的主流意见远比大部分国内网站要左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应该不是虚伪或是表里不一那么简单。 答：确实不是像“虚伪”或“表里不一”那么简单。既然不简单，那就请允许我说得仔细一些。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善于“双重思想”的人，那些留学生的“自干五”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双重思想”一旦在国内训练成了，到了外国也照样运转。“双重思想”是一种“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其特征是，一个人能同时拥有两种相互抵触的想法或两种相互矛盾的价值观，能够说服自己，两个明明不相容的对立面都是正确的，前30年正确，后30年也正确就是一个例子。 正如奥维尔在《1984》里所描绘的，极权制度是一种产生普遍认知失调的制度，它强迫所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戴着假面生活，长而久之，成为一种习惯，形成自动化的双重思想心理机制。“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真理部的工作就是把彼此冲突、相互矛盾的东西，时而用“一分为二”，时而用“辩证统一”灌输到人们的头脑里。认知失调对人造成心理的伤害——失恒、无所适从、焦虑、挫折感、失败感、自卑、沮丧、不快乐，因此人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降低或消除认知失调，以恢复精神和心理上的平衡和恒定。 海外华人“自干五”的认知失调表现在，他们一边“爱国”（认知），一边在美国生活（选择和行为）。要消除这二者之间的失调，有两种方式。第一改变行为，那就是回国，这是最简单的，但也是最难的，因为他们并不愿意回国。第二是调适认知。正如挪威社会学和政治学家埃尔斯特(Jon Elster)在《酸葡萄》一书中指出的，人的选择一旦受到外力限制（实际上不想“回国”），在认知上就很难不多不少地精准调适，调适经常会变成“过度调适”(over-adaptation)。例如，在思想审查制度里，执行审查的刊物和出版社会把“自我审查”作为适应性选择，但经常是过度自我审查。海外华人“自干五”那种很夸张的爱国也是一种过度调适。 问：为什么他们会表现得更为积极，或是说“夸张”？ 答：这涉及认知失调的另一个方面。自己出钱的爱国者比受雇的或既得利益集团的爱国者更富有激情，也更积极。这个看似奇怪、违反常理的现象可以从下面这个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得到解释。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和默里尔·卡尔史密斯(J. Merrill Carlsmith)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心理实验。他们让71名实验参与者重复做一件极为枯燥单调的事情，参与者们当然都对这件事非常反感。但是，参与者们被要求去劝说自己的朋友也来做这件事情，告诉他们这是一件非常有趣和有意义的事情。参与者们有的得到1美元的报酬，有的得到20美元的报酬。 所有参与者们都被迫陷入这样一种认知失调，“我告诉别人这件事情很有趣，而实际上我觉得它非常无聊”。这明明是在说谎，但是，有意思的是，得到1美元报酬的人比得到20美元报酬的人在说谎时更心安理得，因为他们更容易相信，我不是为了钱才这么说的，我真诚地认为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而得20美元报酬的人却会觉得自己是在为了钱才说的谎，因此反而更愿意承认“我不是一个说谎者，但我却说了谎”这个事实。 得1美元报酬的人比得20美元报酬的人更积极言不由心地劝说别人，当然，他们也更不容易清楚知道，自己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由心”。他们因为没有金钱利益的动机，所以需要相信自己是真心的，没有说谎，以平息自己的认知失调，而得20美元报酬的人则比较不需要平息这样的认知失调。 拿钱少的比拿钱多的更需要认知失调的自我调适，不拿钱的“自干五”比拿钱的“五毛”更表现出积极热情。不久前还有一个例子。有一帮大妈在联合国总部前唱“红歌”，她们说，唱红歌是因为热爱社会主义。有人挖苦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大妈是官人老母的代名词。其实这些大妈就是普通百姓，既没有拿政府津贴，也不是来执行组织任务的。试想，如果她们唱红歌是一些身份特殊者公费旅美的组织活动，唱歌是她们的工作任务，那么，她们唱了歌也就完成了任务。唱歌并不一定需要用真诚热爱社会主义的动机来解释。反倒是普通百姓，像“自干五”那样，自己掏钱买机票、食宿自理，还把有限的旅游时间花在唱红歌上，倘若不是相信自己是因为真诚热爱社会主义才唱的红歌，岂不等于自己承认是犯傻和丢人？唱红歌的大妈们不但不觉得犯傻，反而觉得光荣，这便能平息她们的“认知失调”。然而，许多旁人不认同她们这种行为，那是因为他们身处于认知失调的情境之外，所以觉得那是一种非理性的奇怪行为。 问：如今不少中国家长因担忧国内教育而早早送孩子出国，你认为这可以摆脱中国教育的影响吗？ 答：这就要看每个学生自己了。他们有可能步海外华人“自干五”的后尘，但也并非一定如此。许多出国学习的人并不是这样的，他们有机会接触民主国家的自由、民主、宪政法治、人的尊严，公民权利和人权观念，亲眼目睹民主社会的现实。他们会看到，正如研究东欧历史的美国学者斯奈德(Timothy Snyder)在与朱特(Tony Judt)对谈的《思虑20世纪》(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所说，对于充满苦难和不幸的20世纪来说，民主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不受愚弄，这就已经是摆脱极权教育的影响了。 问：你曾为你的父亲编过一本文集《复归的素人》。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你父亲经历过民国和新中国两个时代的教育，并对文革教育悲愤难抑，乃至于到了晚年复归写古体诗。你如何看？ 答：我父亲的那本书里有一篇《奴性评议》，他似乎把奴性看成是自古至今中国人无法摆脱的厄运。我并不赞同我父亲的看法，但我理解他。他的看法与他自己长达几十年的不幸遭遇有关，也是他在晚年对自己的一种剖析。在学校里，他最爱护、最欣赏的学生恰恰是在文革中迫害他最厉害的。他教书教了一辈子，觉得自己彻底失败了，除了无可奈何，没有其他应对的办法。他那本书里还有一篇是谈党国语言之毒害的，里面的例子令人想起德国语文学家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第三帝国的语言》(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中分析的纳粹语言。克莱普勒深深忧虑纳粹语言对普通德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他看到，德国媒体和宣传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而且(更是一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这种极权语言像是很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中毒杀人自发独立的思想能力。 战后德国建立了与纳粹极权统治全然不同的政治体制，这是消除纳粹教育影响的最根本条件。今天要消除文革教育的影响，还不具备类似的充分条件。消除文革教育影响首先需要认清文革的罪恶，对文革做彻底的反思，这在目前是做不到的。 （文章和图片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人：罗四鸰）Read More

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竞争激烈，教育不公平现象难以完全消除，这恐怕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美国作为高等教育的大国、强国，此类问题有其自身特点，相关应对和改革措施颇值得深入研究和适当参考。 　　激烈：美国好大学也是“独木桥” 近几年来，美国一流高校的本科生录取率一路走低。前不久公布的2016年数据继续呈下滑趋势，像著名的8所常青藤高校中，就有6所的本科录取率较去年下降。不少名校的本科录取率创下历史新低，例如哈佛大学只有5.2%。也就是说，在自认为已达到了哈佛大学入学标准、进而递交入学申请的人当中，只有大约二十分之一的人会被录取，可见竞争之激烈。 这样的数据既令人惊讶，又在意料之中。说令人惊讶，是因为近年来美国名校的本科录取率下降得确实太猛了些。11年前，常青藤高校的本科录取率都高于10%，到今年就只剩两家还能如此了。如果说10年前进美国一流名校读本科是从拥堵的街道挤出一条路来的话，那么现在真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但这一趋势也在意料之中，因为其原因很简单也很明显——那就是申报这些学校的人数在逐年增加，而学校的录取计划保持稳定，录取率自然就变小了。美国国内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的增长当然是主要原因，但国际学生的大量涌入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2004～2005学年到2014～2015学年，美国高校国际学生数量从56.5万人增加到97.5万人，占全体学生比例从3.3%增加到4.8%。在综合排名靠前的研究型高校以及在研究生当中，这个比例还要高得多。其中，中国学生的表现极为抢眼。2009～2010学年，在美高校的中国大陆籍学生人数为12.76万人，其中本科生占32.3%，研究生占52.1%；到2014～2015学年，这一数字上升到30.4万人，其中本科生占41%，研究生占39.6%。不但整体数量增长迅猛，而且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本科生成为留学队伍的主体。从这些数据看，说国际学生“抢”了部分美国本土学生的教育资源，加剧了美国好大学难进的现象，恐怕不完全是无稽之谈。 淡定：美国社会对国际学生涌入的反应 那么，美国社会对此是如何看待和应对的呢？就我的观察而言，总体是淡定的。不淡定的声音也有，比如《波士顿商报》曾抱怨说，波士顿地区的留学生增长速度超出全美平均水平一倍，一些高校的本地学生比例下降了约五分之一，主要外来增长源就是中国学生云云。 但是总的来说，美国社会对高校外来生源增长的现象反应并不激烈。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教育人士，基本保持平和、理性甚至欢迎的态度。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条原因： 第一，美国高等教育的总体适龄人口在下降。美国人口普查局2013年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至2013年两年间，美国高校录取学生人数一共减少了约93万人，是自大萧条时代以来高校录取人数减少幅度最大的一段时期。所以不少高校，特别是适龄人口减少比较多的地区的高校以及不太知名的高校，实际上正面临着生源危机。对这些地区、这类高校而言，外来学生的增多不但不会挤占教育资源，反而可以促进教育发展。这一点，即便《波士顿商报》的那篇文章也部分承认。 第二，美国教育资源丰富，选择余地大，兜底能力强。从就业导向、注重技能培训的社区学院，到实力不俗、性价比颇高的州立大学，再到以通识教育和精英培养为理念的文理学院，直至高水平的研究型高校，学生可选择的余地比较大。常有些名不见经传的地区性高校，通过服务地方，与地方经济形成良性循环，使得学生就业情况甚佳，在名校的眼皮子底下办得有声有色。 第三，国际学生与美国本土学生就读的层次和学科重合度比较有限，在某些领域甚至互补性很强。在本科层次，美国一流高校给国际学生的名额多年来波动很小，对本土学生没有形成大的冲击；在研究生层次，2013年7月有一项统计表明，国际学生占美高校全日制研究生的比例，以电气工程专业为最高，达70%，个别学校甚至超过90%；其次为计算机科学，达63%；工业工程专业居第三，为60.4%。此外，化学工程、材料工程、机械工程和经济学等学科比例也都超过50%。但是，这些学科大多不是特别受美国本土学生青睐，国际学生的到来还提高了这些学科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 第四，美国民众的高等教育观总体较务实理性，对名校光环相对不那么膜拜。美国高校的实际入学率，即已录取者中最后来校就读的比例很能说明问题。这一数据超过70%的，全美屈指可数，即便高居榜首的哈佛大学也只有80%出头。换言之，在接到哈佛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人中，有约五分之一之众没有去就读！这在其他很多国家的人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但这正是美国务实、独立、不盲从的民族性格的体现，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面对国际学生蜂拥而入，美国本土民众却并无特别强烈的权益受损感。 第五，美国高等教育界推崇开放平等的理念。从历史上来看，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这般领先世界的地位，与其不断接受、吸收外来优秀人才密切相关。2013年7月，美国国家政策基金会出台了一份报告，认为国际学生的加入提升了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质量，有助于所在高校吸引一流学者，进而令美国本土学生也受益，并且建议采取措施吸引这些国际学生毕业后留美。报告作者甚至批评美国政府“在不该让谁进入美国的问题上花了太多时间，而在该让谁进入美国的问题上花了太少时间”。 透明：美国促进教育公平的两招 近些年来，美国各界在保障弱势群体教育权益，促进教育公平方面作了不小努力。下面两个案例或许有启发意义，其共同特点是促进了教育资源的透明化。 一个案例是拓展教育信息的获得渠道，这是由政府主导的。全美数千所高校，各自的教学质量、经济负担、奖助学条件、毕业前景等情况究竟如何，不同背景出身的人了解程度有天壤之别。美国大学理事会曾有研究显示，美国绝大多数贫困家庭的高中毕业生即便在考试中取得高分，也没有向高水平院校递交入学申请。 能否实现高校信息全面、准确、无差别的覆盖？网络技术的进步和政府的强力介入使这个看似天方夜谭的目标有了实现可能。2015年9月12日，美国白宫办公室宣布，正式推出名为“大学计分卡”的网站（网址https://collegescorecard.ed.gov），为学生及家长提供高校信息服务。该网站设计简明实用，由美国联邦教育部负责运营，配有搜索工具，可帮助用户对各校进行比较。用户可在搜索工具中输入学费、毕业率、毕业生平均收入等不同条件，点击搜索键后即可获得符合条件的学校名单。奥巴马总统对该网站的开通给予了高度评价，称“美国人民现在可以获知每一所高等教育机构的可靠数据”。 另一个案例是拓展优质教育资源的替代渠道，这是由企业和高校发动并主导的，表现为“慕课”的兴起。“慕课”即“大型网络公开课程”，以其全开放、无学费或低学费、有证书（大多为非正式学分证书）等特点产生着惊人的影响力，冲击了全世界的教育，例如印度仅2013学年开学之际就有5万多人报名参加哈佛大学的慕课。 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慕课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在扩大教育受众方面无与伦比的力量。2014年调查数据显示，虽然慕课的平均课业完成率甚低，但由于其基数极大，所以学成者的绝对数量仍相当庞大。未学成者中，完全荒废的也只是少数，多少有所收获。我曾参加宾夕法尼亚大学菲尔雷斯教授主讲的关于慕课的讨论会，亲见亲闻他开设的慕课《古典诗歌》的学员中，既有旨在弥补人文积淀不足缺憾的生物专业研究生，也有矢志热爱文学却无接受正规教育机会的低收入家庭妇女；既有阿富汗的女学生，也有自闭症患者。 慕课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拓宽专业人才培养渠道方面的巨大潜力。在edX的2014年年度报告中有调查指出，其学成者中，比例最大的人群是26岁以下、已获得学士学位者。联系我国实际，大批在高考中未能进入如意高校，而又有心继续深造的学子，不正是慕课的最佳人选吗？如果我国的高水平高校能够通过慕课将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则可为其他层次高校中有目标、有毅力、有基础的学生创造条件，使其在更高起点和更公平环境下参与考研或者以其他形式尝试第二次机会，我国专业人才的选择面可得以拓宽。保障教育公平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如果能将慕课在研究生教育的选拔机制中加以善用，就相当于在高考之后设了第二道保障教育公平的调节阀门。 （文章和图片来源：走进美国）    Read More

时隔不到3月，楼市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原本是全国通力合作去库存，现在演变成楼市两极分化： 一线城市以及热点二线城市楼市高烧不退、地王频现；三四线城市库存依旧、房价承压。 楼市的分化，也隐含着国人家庭财富的分化和洗牌。不能不承认，即使在这波楼市的牛市里，也将有更多人的财富缩水… 房子不值钱了？ 继沈阳之后，近日大连也出台补贴高校生购房的政策。 大连新政能有多大效果，暂未可知，但这一招暴露了大连房地产的危局。易居数据就显示，大连库存去化周期为16个月，去化压力惊人。 但更大的“危局”是，大连并非个案。在易居提供的4月70城库存数据中，沈阳、西安、兰州、西宁、乌鲁木齐、银川、淮南、唐山等城市，库存压力丝毫不比大连小。 而库存压力大，房价上涨动力不足，暴露的其实是很多的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城市都面临的人口增长乏力、产业支撑缺乏等问题。 以大连为例，大连统计局官网数据显示，近10多年全市户籍人口每年仅以几万人的数量增长。截至2014年，大连户籍人口为594.3万。 步入人口红利后期，老龄化严重，外来青年人口流入缓慢，本地高财富和高智商人口纷纷逃离，未来大连人口增长面临重大挑战。 公众号“城市战争”就直言，近些年大连城市开发节奏无序、效率低下。大连统计局数据则显示，大连财政收入连年下降，2013年为850亿、2014年为780.8亿、2015年则为579.9亿；三年的财政支出却在1083.5亿、989.5亿、910.7亿，可谓入不敷出。 资金资源和科学规划的缺乏，都使大连的后续发展难以为继。 随之，大连目前房价基本跌回了2010年的水平。可以说，很多像大连一样的城市，房子已经失去了资产保值升值的功能，仅存自住功能。 家庭财富大缩水？ 但说实话，这一轮财产缩水，很少人能规避。 经历多次降息降准之后，存款的利息直线下降；股灾过后，行情持续低迷；黄金的涨跌与美元以及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直接挂钩，连中国大妈都惨败而归，投资黄金风险不容小觑… 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庭财富缩水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现实，一季度M2增速过快就已造成居民财富的大幅缩水。但越有危机大家会越想办法规避危机。 以往，投资房产是相对安全可靠的资产保值方法。 但如今，国内楼市两极分化已经很严重。抛去部分城市房价下跌不说，2015年数据显示，过去5年只有极少数城市的房价跑赢了通胀。 2011－2015年的CPI分别是5.4%、2.6%、2.6%、2.3%和1.6%，换算过来，物价在5年里上涨了15.3%。对应70城房价涨幅，仅有9个城市跑赢了CPI，包括一线城市以及少数重点二线城市。 所以，大量希望流向房地产寻求避险的资金应该注意，并不是所有城市都可以去，目标选错了，可能导致的就是家庭资产的大幅缩水。 一些经济得不到支撑的高库存地区，房产也可能成为不良资产，过多配置将加剧风险。 而在中国，房价上涨需要人口以及产业的支撑，目前只有三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以及部分有强大产业支撑的城市，房产物业才具备保值升值的功能。 著名财经评论员马光远就曾表示，未来房地产市场会出现“三个20%”的分化：只有20%的开发商会活下来，只有20%的城市住房具有投资价值，只有20%的楼盘才值得买。 按其所说，当剩下的80%房产都几乎丧失投资价值，这部分房产的持有家庭将面临资产贬值和缩水。 的确，在楼市两极分化之下，中国家庭财富将迎来重新配置的，财富的“二八定律”将通过房产配置再次显现，所以大家在进行家庭资产配置时，要更注意对不良资产的规避和处置，和对20%珍贵资源的把握。 （文章来源：凤凰网；作者：魏源；图片来源：网络）Read More

 周日的奥兰多枪击事件之惨痛是骇人听闻的：一场袭击便夺走了49人的生命。但数十名美国人在一天内被枪杀则并不罕见。枪杀在美国是一个常见死因，致死人数与小汽车事故相当（不包括货车、卡车、摩托车和公交车事故）。当然了，其中一些案件格外受到关注。联邦调查局(FBI)的数据显示，算上登上头条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以及遇害者为一名或几名美国人的数千起袭击，2014年共有8124人被枪杀。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这种暴力程度让美国成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国度。 其他发达国家的涉枪命案数远远低于美国。在德国，涉枪谋杀致死的罕见程度，与美国的高空坠物致死不相上下。每100万人里，约有两人会成为涉枪杀人案的遇害者。在包括荷兰、奥地利在内的其他几个欧洲国家中，涉枪杀人案同样罕见。在美国，百万分之二差不多是低体温症或者飞机失事的致死率。 在波兰和英国，每100万人中，每年约有一人死于涉枪杀人案——跟美国的务农事故或者摔下梯子的致死率差不多。在涉枪杀人案更为罕见的日本，被人枪杀的概率跟在美国遭雷击死亡是一样的——约为千万分之一。 在美国，涉枪杀人死亡率约为百万分之三十一——相当于每年的每一天都有27人被枪杀。这些杀人案包括了造成多人死亡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比如周日的奥兰多枪击案，以及去年12月的加州圣贝纳迪诺枪击案。当然也包括常见得多的一人死亡杀人案。 Sources: Small Arms Survey (2007–12 average); World Bank 对比美国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每日死亡人数，可以体会到美国枪支暴力问题的异常性。下面的图表假设各国的人口与美国相当。 国际层面的比较有助于突显美国的情况是多么不寻常：在一个很多人都极为珍视持枪权的国度里，涉枪杀人成了重大的公共健康问题。在15岁至29岁的男性中，涉枪杀人是第三大死因。在其他高收入国家中，涉枪杀人案难得一见。去年，巴黎恐袭导致130人丧生，这几乎相当于普通年份里全法国的涉枪杀人死亡人数。但即便法国每个月都发生一起致命程度与巴黎恐袭相当的大规模枪击案，其每年的涉枪杀人死亡率还是会低于美国。 所附表格列明了不同国家的涉枪杀人死亡率，及其相当于在美国由哪种原因造成的死亡率。 我们的涉枪杀人数据来自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所属的瑞士非盈利机构“小武器问题调查”(Small Arms Survey)，其中列明了2007至2009年间这些国家的涉枪他杀死亡率均值。美国同期的死亡率数据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Control and Prevention)。关于美国的涉枪死亡人数，有更多近期的统计数据，例如本文开头来自FBI的数字，但为了做出更为公正的比较，我们选择了上述时间段。我们所关注的是涉枪他杀死亡率；总体涉枪死亡率比这高得多——因为在美国涉枪死亡大部分是自杀——而且也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这个表格并非轻视罕见的死亡原因。我们把它们列举出来，是为了帮助读者认真思考不同国家涉枪死亡率之间的差异。 美国的枪支暴力发生率并不是全世界最高的。在中美洲、非洲和中东的部分地区，涉枪死亡率还要更高一些——接近美国的心脏病和肺癌死亡率。在毒品战争肆虐的邻国墨西哥，每100万人里有122人死于涉枪杀人案——略高于美国的胰腺癌死亡率。但枪支暴力问题极为严重的这些国家，在GDP、人均寿命、教育等其他方面与美国大相径庭。在发达民主国家中，美国是一个异类。 （文章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图片来源：网络）  Read More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猪肉消费国，中国对猪蹄、猪耳和猪嘴的巨大需求，正在刺激芝加哥生猪市场的反弹，上周，期货合约交易量暴涨至两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据彭博新闻社网站6月13日刊登题为《不要扔掉猪嘴，可以卖给中国》的报道称，中国玉米价格的上涨，迫使该国农民减少生猪存栏数量和产量，导致对进口肉的需求增加。艾奥瓦州立大学农业经济学家德莫特·海斯说，中国今年可能进口美国5%的产量。生猪期货价格已接近2014年以来的最高位，2014年，由于暴发仔猪流行性疾病，当年的生猪价格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报道称，美国一家养猪企业的负责人兰迪·施普龙科上周在艾奥瓦州得梅因举行的世界猪肉博览会上接受采访时说：“如果你拥有一种与中国饮食文化有关的、中国有需求的产品，那会产生附加价值。” 根据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数据，在6月7日之前的1周内，生猪期货和期权买单数量暴涨20%，达到57205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8月份交货的生猪期货结算价上周上涨0.9%，达到每磅86.625美分，创8月份交货的生猪期货历史最高价位。 报道称，中国历来有食用动物全身的文化。这对美国的家畜生产者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那些经常被美国人丢弃的肉，在大洋彼岸找到了归宿。根据美国肉类出口联合会的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4个月，对中国大陆的猪肉出口（包括内脏和头蹄）同比增长117%。 考虑到这可能只是中国对外国猪肉需求增长的开始，美国生产者开始改进自己的养殖技术。中国禁止使用盐酸莱克多巴胺，即一种可以让猪少吃粮食、多长肌肉的饲料添加剂。为了与不使用这种药物的欧洲农民竞争，美国生产者正在改变作法。 报道称，在美国，猪内脏和头蹄是低价出售的。例如，官方数据显示，6月10日猪蹄价格为每磅99.5美分，而腰部瘦肉的售价为每磅2.95美元。同一天，在中国福州，新鲜猪蹄价格为每公斤46元，在广东，猪嘴的售价为每斤20元。在6月4日前的1周里，猪嘴在美国的售价约为每磅58美分。 报道称，盯着中国市场的不光是美国农民。欧洲、巴西和加拿大的生产者也加入了这场激烈的竞争，这可能限制生猪期货的上涨。 （文章来源：参考消息网；图片来源：网络）    Read More

彭博新闻社6月13日文章，原题：“中国夏威夷”显示中国反腐没有伤及经济 中国反腐运动但并未伤及其经济。这个有时被称作“中国夏威夷”的热带省份在反腐之前就落后于兄弟省份，如今其(经济)正实现赶超。 反腐运动前3年海南有36名党的官员被查办，可以说经历了严峻考验。彭博信息研究公司的经济学者发现，该省在官场“地震”中的经济增速下滑了1.3个百分点，幅度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类似情况出现在中国很多地方。在一些有多名高官被查的地区，比如广东和江苏，其2013年到2015年的经济增长更有活力。而黑龙江和云南等省份在纪检组进驻之前的几年，经济增速便低于全国平均值。彭博信息研究公司的奥尔利克表示：“腐败不是(经济)正常运转的润滑剂，而是破坏力量。它使得资源利用低下，给官员制造了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彭博信息研究公司研究人员的发现有助于回答关于腐败的一些老问题：腐败促进了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繁荣？反腐运动加剧目前经济增速放缓？反腐运动已查出腐败官员，并且不断出现后续效应。在旅游胜地海南，反腐成果与其他地方同样显著，有多名“老虎”被抓，比如前副省长冀文林因受贿被判12年。还有其他权力稍逊的“苍蝇”，如海南省澄迈县委常委、副书记卢勇获刑15年，罪名是受贿。卢勇说：“收受别人第一笔钱时，我也害怕过，但收了以后就被钱套住了，从此当了金钱的奴隶。” 尽管前任市委书记被查，重庆去年的经济增速依然实现全国最快。在制造业大省广东，虽然广州市委书记以及其他8名高级官员被查，但该省经济增速只下降了0.2个百分点，而全国平均下降3个百分点。广州一家照明企业的负责人胡玉亭(音)说：“反腐对小企业是好事。过去，我们必须向政府官员送礼送钱，或者请他们吃饭，现在不用了。他们什么都不敢要。” 一些酒店、饭店和奢侈品零售商将业务量减少归咎于反腐。但彭博信息研究公司的分析认为，腐败阻碍经济增长。在多只“老虎”被抓的云南，2005年至2012年经济年均增长11.9%，低于12.5%的全国水平。 （文章来源：环球时报；图片来源：网络）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