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月开始，中国旅客在境外不能再“买买买”了。中国海关总署网站今年发布的2016年第14号公告提出，今后中国旅客回国携带在境外获取的个人自用进境物品，若不在“自用合理数量”范围内，海关将暂不予放行并对物品进行暂存。 这包括五类情形：一、旅客不能当场缴纳进境物品税款的；二、进出境的物品属于许可证件管理的范围，但旅客不能当场提交的；三、进出境的物品超出自用合理数量，按规定应当办理货物报关手续或其他海关手续，其尚未办理的；四、对进出境物品的属性、内容存疑，需要由有关主管部门进行认定、鉴定、验核的；五、按规定暂不予以放行的其他行李物品。 这一规定是与3月24日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配套实行的。该通知宣布：自2016年4月8日起，中国将实施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并同步调整行邮税政策。 （文章来源：中新网；图片来源：网络）  Read More

民间投资增速不断下滑，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民营企业到底是受政策制约投不了、没法投，还是因环境影响不敢投、不愿投？国务院派出9个专项督查组，在未提前通知地方的情况下，近日到江西、黑龙江、广东、湖南等18个省市区进行了10天的督查。 这可不是一般的工作检查。督查小组都是由什么人组成的？9位带队组长包括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环保部、住建部、水利部等九大部委副部长，级别最高的为正部长级。组员则由不同部门的同志交叉组成，以厅局级领导为主。 据财经57号独家获悉，截至目前，督查组已走访、座谈企业超过700家。为了更真实地了解情况，有的督查组在实地督查中采取随机挑选企业的方式，或则临时更换企业名单，座谈全程不允许地方领导干部参加。 重点来了，督查组到底了解到那些问题，民营企业主要倒了哪些“苦水”？一路跟随督查的财经57号记者提前“剧透”，主要发现四大类问题。 问题一：屡遭“白眼”频“碰壁”，公平待遇未落地 “现在民间投资面临的最大困惑就是缺乏公平待遇。”重庆一家环保企业负责人向督查组坦言，虽说市场需求不足也是重要因素，但并非所有行业不挣钱，比如不少医药、文化、环保企业效益都不错，在国家政策引导下也想扩大投资，但屡遭“碰壁”，影响了投资动力。 《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和其他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实施同等待遇。然而督查组发现，一些地方和金融机构并未做到“一碗水端平”，在规模上“重大轻小”，在身份上“重公轻私”，在地域上“先内后外”。 四川远舰建设集团董事长杨远见颇有感触地说：“现在很多PPP项目很少有民企参与的份儿，有的地方直接告知‘优先考虑国企’。一方面是因为国企能从银行贷到更低成本的资金，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也想避免引发道德风险质疑。我们申请过很多PPP项目，都被以各种理由拒绝了。” 在河北，一家民营焦化企业负责人反映了同样的疑惑：“国务院明文要求，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合理降低国有控股企业中的国有资本比例。但地方在化解“僵尸企业”时，却只愿意卖给国企。” 英利国际置业副总经理杨晓榆在督查组座谈时直言，民营企业贡献了80%以上新增就业，但最近两三年民企不仅排在国企后面，连外企地位都比不上。不能因为“出身”不一样，参与市场竞争的难度和结果就不一样。 问题二：抽贷、断贷现象突出，融资难仍普遍存在 督查中，不少民营企业家反映，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银行对民企的贷款收缩过大，企业贷款难、融资成本高、贷款期限短的现象普遍存在。 东部一家民营企业负责人向督查组反映，企业投资一个项目需融资2亿元，多方申请贷款无果，最后仅贷到500万元，年息10.4%，还要把30%的贷款资金返存在银行。 银行频繁抽贷让小微企业“举步维艰”。河北石家庄东方丽人家用纺织品公司于2011年从做出口贴牌转向做国内自主品牌。然而，银行由于认为企业有风险，连年多次抽贷1000万，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企业总经理岳丽丽谈起这一经历一度落泪。 “民营企业信誉再好，最高也只能被评为AA＋，而国有企业一般都能评上AAA，这相当于给民营企业融资人为制造了瓶颈。”辽宁一家民营企业老总表示，希望能够以市场竞争力为标准，一视同仁地对待行业内的多种所有制企业。 福建省金融办主任付朝阳认为，融资难与许多银行只关注于部分民企违约造成贷款风险，而很少考虑区域差异性和企业个性化贷款需求有很大关系。形象地说就是“一人感冒，全家吃药”。这当中，存在着大量地区和行业“一刀切”的现象。 问题三：“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审批繁琐依然突出 从实地督查的情况看，企业对这两年政府服务态度转变普遍予以好评，不过对政府办事效率仍有不少“吐槽”，认为是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变成了“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一些基层干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支持民间投资缺乏积极性。 “这两年政府简政放权，看得见的审批确实少了，但看不见的门槛又多了起来。”重庆会凌电子新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晓东与国务院督查组座谈时反映，“我们作为比较成熟的中型企业一年各种第三方认证审核直接成本至少要二、三十万，加上人力成本、各种材料成本就更高了。” 青海一企业负责人深有感触地说：“气象等相关部门对光伏电站避雷针每年要进行一次检测，检测费高达8万元，而且只能由指定机构来检测。水电气等市政公共服务部门收费高，如天然气接口费高达110多万元，自来水接口费9万元、试压费11万元，市场价为2000元的水表收费12万元，而且没有统一标准。” 尽管这两年政府加大简政放权力度，但督查组发现，“建一栋楼盖一百多个章，批一块地得跑两年”的现象依然较为突出。山西一家民营企业负责人说，仅办理施工许可证就需提供52项资料和证件，办分项证件还要履行十余项手续，“等手续办好，商机早失了。” “我们公司开发了一款降血糖的藏药，研制花了六年，审批已经五年半了，相关部门迟迟拿不出来审批结果，每次打电话催促，得到的答案总是‘我们人手太紧’。”青海央宗药业法人代表徐楠向督查组反映，“再这么拖下去，项目肯定要黄了。” 问题四：成本高、负担重，影响企业投资意愿 督查中，不少民营企业普遍反映经营成本增长过快，如用工成本不断增加，土地价格持续上涨，电费长期居高不下，影响投资意愿。 “最近几年，煤炭价格大幅下降，但电价下降微乎其微，这无形中增加了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新疆一位民营企业负责人说。 除要素价格高，知识产权保护缺失也让民企在市场竞争中失去一层保护膜。 成都星空三维公司负责人余晟睿向督查组坦言，自己公司发明的3D打印产品，才上市一个月，就出现了非常相似的仿制品。相比之下，公司专利审批却需要很长时间，从去年10月开始到现在还没批下来。“面对市场上的这些假冒产品，我们也无可奈何，非常苦恼。” 反映最为普遍的是人力成本不断增加。“平均算下来，社保缴纳占到了工资总额的32%左右。”五洲传媒副董事长徐登权说，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企业利润普遍下滑，政府应该进一步降税减费，让利企业和百姓，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 （文章和图片来源：中新网）Read More

Axel Gerdau/The New York Times 手机致癌吗？大部分健康专家不这么认为，但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项新研究可能重新引发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 周五公布的这项初步研究发现，手机辐射似乎增加了雄鼠患上脑部和心脏肿瘤的风险。但有很多需要解释的地方，而且有些专家并不认同这项研究。 谁进行了这项研究？他们可信吗？ 这项研究是美国国家毒物管理局(National Toxicology Program)做的，它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的一个跨部门机构，其职责是评估化学物质的潜在风险。 研究是如何进行的？ 大鼠住在特殊的房间里，每天接受九小时不同强度的辐射，辐射类型与手机辐射相同。从出生前一直持续到约2岁大。 他们发现了什么？ 约2%至3%受到辐射的雄鼠患上了恶性胶质瘤——它是一种脑部癌症——而没有受到辐射的对照组没有此类病例。 受到最高强度辐射的雄鼠有大约5%至7%患上了心脏神经鞘瘤，而对照组中没有此类病例。神经鞘瘤是由周围神经的神经鞘所形成的肿瘤。作者们认为，脑部和心脏肿瘤“可能”是辐射“造成的”。 Victor J. Blu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一位正在使用手机的女性。新的研究将再次引发对于手机辐射的争议。 那雌鼠呢？ 奇怪的是，雌鼠的肿瘤发病率极低，与对照组几乎没有差别。不同性别出现不同结果的原因不明，这一点也令有些专家对研究结果产生质疑。 还有什么需要我们知道的？ 即便就雄鼠而言，某些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别从统计学角度讲也不是很明显。还有一个反常现象，受到辐射的大鼠的寿命，总体而言长于对照组。而且，神经鞘瘤可能在全身各处发作，不只是心脏，但是这项研究没有发现其他器官的神经鞘瘤发生比例升高。 另一个反常情况是，对照组完全没有肿瘤病例。在国家毒物管理局之前的研究中，对照组平均会出现2%的神经胶质瘤。如果同样的情况出现在这项研究中，那受到辐射的大鼠与对照组之间实际上没有差别。 “我无法接受作者们的结论，”这项研究的一位评议人迈克尔·S·劳尔博士(Michael S. Lauer)说。他是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院外研究副主任。劳尔的评审意见出现在这份报告的附录里。他说，这些发现可能是错误判断。 这些大鼠受到的辐射强度可能高于手机用户通常受到的辐射，不过毒物学研究一般都是使用更高剂量，以确保检测到任何可能存在的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不理会这项研究，继续使用手机吗？ 并不完全是这样。就像那份报告的作者们写的：“使用无线通讯设备的人数量众多，那些设备产生的射频辐射就算只是轻微提高发病率，也会对公共健康造成广泛影响。” 周五，美国癌症学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的首席医疗官奥蒂斯·布劳利博士(Otis Brawley)发表了一项声明，称这项研究是“优秀科学成果”，倡议进行进一步研究，因为动物研究所用的信号强度很高。 但是他说，“国家毒物管理局的报告将射频辐射与两种癌症联系起来，标志着我们在理解辐射和癌症风险方面出现思考模式的转变。” 大卫·O·卡彭特博士(David O. Carpenter)是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Albany)健康和环境学院(Institute for Health and...Read More

  （GCTV全球华视纽约报道）5月28日，在华尔街著名的Wework行之会议室里，第十届春晖杯创业大赛获奖项目、教育类非营利性组织行之联合洪泰创新空间机构举办了一场中美学生发展研讨会，两国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重磅嘉宾和留学青年们深度交流的归国职业发展。 出席本次活动的纽约嘉宾有：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教育组王文华领事、乔喆领事、李琦领事，大纽约地区清华校友会仰文奎会长、标普的 Senor Director 刘思东先生，曾任日产（中国）市场公关部部长霍静以及曾任百威英博（中国） HRBP Manager 的刘一斯（目前两位在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攻读MBA）。北京方面的嘉宾包括：北京朝阳海外学人中心副主任高歌、洪泰创业学院院长高旸和洪泰创新空间投融资总经理张远明等。 晚上6:15活动正式开始。行之联合创始人雷宝阐述了交流会的初衷：在美国经历了文化和生活历练的留学生们，未来如何更好地适应回国的挑战；面对中美不同的文化和现状，年轻人对就职和创业该如何选择? 开场时，行之首席市场运营官的霍静谈到了自己的创业经历以及在500强外企工作的经历，将研讨会引向第一轮讨论环节。王文华领事、乔喆领事以及李琦领事代表领事馆对广大留学生表示衷心问候，并简单介绍了春晖杯创业大赛、国家优秀博士生与自费生奖学金政策，以及对毕业之后回国抑或留美的问题简单分析了中美就业市场。 刘一斯认为海归就业的情形已经发生变化，中国各企业对海归的态度越来越理性，如果带着工作经验回国可能更加有优势。 主持人及嘉宾霍静就此话题谈了了未来更多中国大型企业进军美国的趋势，建议青年留学生们关注大型中国企业的发展现状和全球招聘信息。在举例阿里巴巴，腾讯公司等在美国的研发项目后，霍静提出了留学生可根据自己对中美语言与环境的了解，向此类公司自荐，做中美之间的对接工作。 问答环节，仰会长热情地回答了多位同学的疑问。刘会长提出了自己的“Why-How-What”模型，并提醒大家职业道路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而认清自己真正的热情所在有利于在一个领域里不断完善并最终有所成就。 在短暂的中场休息中，行之团队为大家提供了具有浓浓中国风味的肉夹馍以及纽约著名蛋糕 Lady M。在欢声笑语中，与会同学们和嘉宾们进行了深入的一对一的沟通交流。 进入第二环节，现场开始了和中国洪泰创新空间机构的视频连线。此次洪泰创新空间针对到场同学们的背景和兴趣话题，特别邀请了来自于金融、投资、大数据、市场和新 媒体行业的资深人士解答问题，并且邀请了北京朝阳区海外学人副主任高歌为大家解读海归创业优惠利好政策。在洪泰等导师以及主持人霍静的幽默引领下，问答环节的气氛渐渐被大家的笑声推向二次高潮。导师们根据每位提问者的具体情况，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宝贵建议，举一反三地列举了其他发展选择。 活动结束后，同学们继续与嘉宾继续互动，并在持续两个小时的交流后依依不舍地散场。仰会长表示，大纽约地区清华校友会今后将对行之进行大力支持，并与之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合作。同时，行之今后将推出行之圆桌与行之沙龙等品牌，举办线上线下讲座、讨论群、官网名家专栏以及线下茶会等活动，继续为在美留学生提供留学、就业等方面的高质信息与资源。 “行之”是第三方、公益性的美国留学大数据信息公开平台，也是全程透明化、公开化的留学生交流、求职经验分享平台社区，由纽约非营利组织中美高等教育学会开发运营。获得教育部、科技部春晖计划支持，驻纽约总领馆教育组推荐，旨在为准留学生、在美留学生及家长提供免费、全面、透明、真实、高质的信息与对接各类资源，这里不仅有真实的留学故事、大牛分享的求职经验，更开创性地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大数据深度学习为留学生智能匹配院校，以帮助其更好地留学美国、创新创业与求职。目前正进行社区部分内测中。Read More

[GCTV全球华视冬红纽约报道]5月25日，第六届华人榜（华奖）颁奖礼在联合国总部举行。本次获奖者包括世界知名的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博士和好莱坞著名华裔女星卢燕女士，二人分获“华人榜▪终身成就奖”。摄影艺术家孙晋强先生、复健暨心灵医师李世培教授、诗书艺术家吴震启先生分获华人榜▪人文奖；中华武学两仪传承人段保华先生、中医针灸学传承人洪伯荣博士、中华烹饪传承人詹煌君先生分获“华人榜 ▪传承奖”；步长制药董事长赵步长教授获得“华人榜▪医学奖”；2016普利策新闻获奖团队记者刘禹含获“华人榜▪新锐奖”。 本届颁奖礼汇聚了全美及纽约各界华人精英、国际友人、联合国代表等嘉宾。美国前副国务卿赫尔曼.科恩先生，美国前国会议员、世界联盟主席科特.威登先生，联合国世界人民理事会主席Sherrill女士等受邀做为颁奖嘉宾出席了颁奖礼。 颁奖礼期间同时还举办了以主题为“中国关中社火–孙晋强联合国摄影展”；美国印象硅谷科技文化交流基地启动发布，以及美国NGO世界联盟国际组织的大绶勋章仪式。本届颁奖礼还首次为一家教育网络平台颁发奖项，即授予《网易公开课》“杰出教育平台▪人文奖”荣誉，以表彰其长期致力于互联网教育事业，对推动社会人文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华人榜（华奖）是国际知名的华人界表彰，记录与传播平台，国际人文品牌。迄今已有海内外近四十位各领域杰出人物获此殊荣。先后在北京、美国旧金山、澳大利亚悉尼举办了五届颁奖礼。诺贝尔物理学奖高锟、中国国粹京剧艺术大师梅葆玖、中国侨界精神领袖庄炎林、航天英雄杨利伟、杰出华裔女性、美国前劳工部长赵美心、著名导演张艺谋、著名艺术家陈爱莲、著名音乐家郑小英、医学科学家郎景和、教育家刘彭芝等近四十位对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代表性人物曾先后登上华人榜。  Read More

坎蒂丝·卡沙妮（Candice Kashani）（图片来源：美联社） 美联社报道，坎蒂丝·卡沙妮（Candice Kashani）今年春天从法学院毕业，并且还清了所有学费贷款。她是如何做到的呢？ 大学第一年，拥有奖学金卡沙妮仍要面对5万美元的学费与生活费用。她决定在一家交友网站寻找俗称“干爹”的男性，以性和陪伴来换取经济资助。 如今三年过去了，在换了几任“干爹”后，卡沙妮从维拉诺瓦大学顺利毕业，无债一身轻。而她一些同学还背负着六位数的债务。 随着学费和房租日益增长，此类网站在学生中逐渐流行。不过，她们真的因此得到了财政救济，还是又落入比欠债更危险更易受剥削的境地？ 卡沙妮坚信此类网站对于年轻女性来说是“很好的资源”，但也有人认为这类交易带有卖淫性质，使得女性容易受到伤害。 这种关系与卖淫相比更加模糊。这里面有物质利益需求，但并非明码标价，也不一定存有性关系。乔治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恩·威兹（Ron Weitzer）将这种关系形容为“轻型卖淫”。 卡沙妮说，“干爹”是她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们互相很照顾对方。“对这种关系有耻辱感或持消极态度的人并不懂得这种关系是如何进行的，”她说。但和普通关系不同的是，卡沙妮每个月都得到一笔不菲的零用钱。 去年，美国大学毕业生在毕业时平均每人负债3.5万美元。许多学生还表示他们的贷款不包括生活费。再加上大城市房租价格飙升，他们为此挣扎。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称，她拥有能支付所有学费的奖学金，却不包含生活费。她只得与同学合租房间并打零工，但仍然很难支付房租和生活开支，她的成绩也因此受到影响。她开始访问Craigslist and Backpage、 SeekingArrangement等网站。 如今她拥有两个“干爹”，一个会偶尔接触，另一个则更像她的男朋友。后者每月给她付钱并帮她租了一间离他较近的公寓。 这位哥大学生表示，毕业后她打算继续找“干爹”。“在道德上我很恐慌，”她说。“但这是房地产和学术资助系统导致这种状况。” 布兰登·韦德（Brandon Wade）是SeekingArrangement网站的创始人，他表示，一开始网站并没有将学生作为目标群体。但该网站的学生用户数量从2010年的7.94万人增长至今年的190万人次，并且学生占了用户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虽然每天都有新用户注册，但在8月和1月该还学生贷款时，注册人数会是往常的两倍还多。 一些女性表示，她们在这段关系中受到尊敬和照顾，但仍能意识到这并非传统的浪漫爱情。“从各方面我获益良多，我们拥有很健康的关系，一起旅行，”一位纽约毕业生说。但她表示，这只是一份工作 内华达大学性别学副教授林恩·科梅拉（Lynn Comella）说，许多女性将自己的真实身份放到网上，这可能会带来风险。虽然此类网站有背景审核，但仍有由此引发的暴力事件。 来自国家性暴力资源中心的克里斯汀·豪泽（Kristen Houser）表示，金钱参与的性交易中暴力很常见。“你需要注意这其中存在权力不对等，”她说。 韦德表示，他创建SeekingArrangement网站源于挫败感。这位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无法与女性相处，因此想创建一个网站，彰显出他的优点——有钱。“金钱和性都是人们想要的，”他说。 （文章和图片来源：侨报网）  Read More

上周，私家车、出租车、自行车、踏板电动车和行人在北京的一个路口交汇。 北京——刹车声和刺耳的金属断裂声响起，一辆载满包裹、头重脚轻的电池动力三轮车在撞上一辆小汽车后翻倒在地。快递员从地上爬了起来；小汽车司机跳下车，指着被撞得粉碎的大灯大喊大叫。 阶级斗争正以较为隐晦的方式在北京的马路上演，而这不过是其中又一场小冲突。 数量日益增多的私家车司机和数百万骑着两轮或三轮电动自行车的居民之间时有摩擦。冲突激起了人们对中国城市不平等问题的情绪，并让富有的私家车司机和以电动自行车为谋生工具的蓝领工人站在了对立面上。 “我们只是替罪羊，”骑电动自行车送货的刘小燕说，“他们总是说电动自行车是马路杀手，但小汽车才是真正的杀手。”刘小燕在北京东北部的一个十字路口目睹了事故发生后的状况。 网购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对快递的需求，进而造成了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的激增。北京以及中国的其他几个城市已经开始实施针对电动自行车的限制措施；还有一些城市正考虑将其完全取缔。 这些举措受到了小汽车司机的欢迎，骑着电动自行车闯红灯或逆行的人让他们感到恼火。行人也抱怨说，电动车会大声鸣喇叭，而且会占用人行道。 “以前我并不觉得在北京骑行是这么的不安全，但现在你得面对这些根本没怎么受过培训的送餐员，”致力于在北京推广清洁交通项目的加拿大创业者罗伯特·厄雷(Robert Earley)说。“过去两年间，我已经被逆行的单车撞了两次：一辆是电动自行车，一辆是摩托车。” 但电动自行车车主及行业代表称，让电动自行车受到不公正指责的很多问题，都是由小汽车太多引发的。他们的话不无道理：在北京，小汽车常常把自行车道堵住，或把人行道当成停车场，并且不会受到惩罚。 “本属于电动自行车的所有车道都被机动车占用了，所以它们无路可走，”中国电动自行车领域的专家、北京清华大学退休教授马贵龙说。 “有好些回，我在自行车道上骑得好好的，突然就被小汽车撞了，”马贵龙说。“我就这样摔过好些次跤。” 电动自行车是线上零售商的福音。这种自行车颇受送货员群体青睐，可以在拥挤的街道上穿行，帮助提高送货速度。当中国南方城市深圳从3月开始扣押尺寸过大或者未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时，该市的一些企业称，送货延误让顾客怒火中烧。 “如果没有电动自行车，电子商务的物流成本就会升高，”北京市自行车行业协会会长郭金枝说，“它就很难发展得这么快。” 与中国的其他城市相比，北京的街道并不是最混乱的。但这里发生的摩擦却是惊人的。从古至今，秩序井然、形状规整的北京街道本应是控制力的体现。数十年来，这里的街道已经被划分成了主路和辅路，主路上跑的是数量相对较少的汽车，辅路则是为成群的自行车准备的。 但现在，在北京最繁忙的路段骑行，会感觉正置身于《疯狂麦克斯：狂暴之路》(Mad Max: Fury Road)的某个场景中，只不过速度不那么快：小汽车、摩托车、脚踏式电动自行车、踏板车、滑板车、电池动力微型汽车、赛格威(Segway)式的交通工具，以及靠着人多势众强行通过十字路口的行人，全都搅和在一起。 小汽车会突然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或者变换车道，完全不顾交通规则，也有悖基本的安全本能。公共汽车会突然进入或离开某个车道。 “交通规则是个麻烦，我们必须尽快到达，否则顾客会投诉，”25岁的送餐员王晋春边说边往电动自行车上装货。车上安有两组电池，每组的尺寸都和一个大鞋盒差不多。 “但路上的汽车十分危险，尤其是到了夜里。每天都感觉在玩命，”说完，王晋春逆行而去。 在自行车主宰道路的时代，中国的城市比现在平静很多。电动自行车于1995年首次上市，但在脚踏自行车的汪洋大海里，它们一度是稀罕物。 目前，在新采取了某些限售措施的情况下，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570万辆。据北京市自行车行业协会会长郭金枝介绍，该市的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则为250万辆，每年新增30万辆。这里还有数十万辆未登记的电动踏板三轮车，尽管市政府在2014年曾试图将其取缔。 “过去几年里，它们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驱动力，”发声捍卫电动车行业的绿源电动车公司董事长倪捷说。绿源是中国东南部的一家电动车制造商。 只花几百美元就可以买一辆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获得驾驶执照，而且只有少数车主愿意去为它们办理登记手续。 “它们是一大威胁，”出租车司机邢大勇说这话前，刚刚连声咒骂过一个在其车前急转弯的骑行者。“它们速度快，逆行，还没声音。” 中央政府一直承诺要有所作为，但却显得优柔寡断。电动自行车行业的管理标准是在1999年推出的，但大多数新出产的电动自行车都违反了速度、重量、电池尺寸等方面的限制性规定。 按照相关法规，电动自行车的最高时速不能超过13英里，整车重量不能大于90磅。但许多电动车都比这重得多；北京的一家报纸最近的测试结果显示，增加了马力的车型时速甚至可以超过40英里。政府从未就体型更大、速度更快的三轮车制定标准。 不过，一些城市正采取行动。北京市政府于今年3月透露，去年，该市发生的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事故，共造成113人死亡，2.14万余人受伤，分别占全市总数的12%和37%。 北京从今年4月份开始禁止电动自行车和三轮车在10条道路上行驶，其中包括主干道长安街的部分路段。电动自行车车主和制造商称，他们担心北京会效仿那些采取了最严厉的限制措施的中国城市。 深圳在今年3月针对未注册或被认为尺寸过大的电动自行车开展了整治活动。广东省会广州正考虑出台一项在该市大部分地区禁骑或禁售电动自行车的条例。批评人士在网上谴责称，上述种种限制是对农民工的歧视。 “根本限制不了，”在北京骑三轮车送桶装水的吴子国（音）说。“你要限制老百姓谋生，会发现整座城市样样都离不开送货的，送餐送水，什么都是。” （文章和图片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