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国官方新闻社周一报道，中国距离一项新的立法越来越近，该法将严格控制数以千计的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 报道称，官员们有望快速通过该法案目前的版本，使之成为最终版本。 外国政府和非政府机构曾对该法案更早的两个版本进行谴责，表示其措辞暗示中国政府将此类组织看作潜在的犯罪组织。批评者表示，该法案提出的限制将导致这些组织减少在中国进行的一些重要工作，比如法律援助和宣传法治的项目。 去年9月，白宫曾发布一份声明，对这部法案可能会“进一步缩小中国公民社会的空间”表示担忧。美国官员呼吁中国政府取消这项立法，或对其内容做出大幅修改，还希望中国能对其他几部涉及面非常广的安全法规草案做出修改，因为这些法规会限制和阻碍境外组织在华运作，包括商业运营。 有可能成为最终版本的第三版草案没有对外公布，进行公众审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周一的一篇报道表示，该草案已提请有权批准共产党政策的人大常委会审议。报道称，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表示，该草案已经经过两次审议修改，将在本周四结束的常委会会议上进行投票。 新华社表示，相比于第二版，第三版做出了一些修改，减少了一些限制。比如文中称新草案将允许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设立不止一个代表机构。但数量和地点需要得到监管机构批准。此外，据新华社描述，目前版本要求这些组织披露财务细节，并向社会公布它们资助的所有活动。 从第一版开始，该法案中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最严厉限制在于，每个组织必须在公安机关登记，必须找到一家愿意为该非政府组织所有在华活动承担责任的中方正式合作机构。官方报纸《环球时报》的一篇报道显示，有关将境外组织置于警方监管之下的条款可能会在最终版本中予以保留。这将对7000多家在华运作的组织产生影响。 新华社表示，新版本有一个显著的改变在于具体指出了哪些组织会受到这项法规的监管。据新华社报道，新草案显示该法规将适用于“基金会、社会团体、智库机构”等组织。而与学术机构、学校和医院等开展交流合作，则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对之前版本提出批评的人士表示，草案的措辞太过宽泛，所有试图在中国开展工作或活动的外国大学或教育机构，都会受到这一新法规的制约，要接受警方监管。新华社的报道表示情况并非如此，但其措辞比较模糊。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研究中心(China Center at Yale Law School)资深研究员杰里米·L·道姆(Jeremy L. Daum)周一在中国法律问题翻译博客(China Law Translate blog)上撰文表示，新华社的措辞“让中外组织必须自己猜测什么样的活动属于受监管范围。” 道姆还表示，从新华社的概述看，新草案甚至会赋予警方更多权力，对境外非政府组织进行监管，其范围超过了前两个版本中所建议的随时对办公地点进行搜查，对所接受资金进行限制，取消其活动和撤销登记等。据新华社报道，目前的版本显示，警方有权“约谈”境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安全官员长久以来一直可以这么做，但这项法规将明确授予他们这种权力。 此前，中国没有相应的法规可以让境外非政府机构在官方进行登记，这迫使许多组织不得不在法律的灰色地带运作。多名法律专家曾表示，中国应该制定此类法规。 但这些专家也表示，将监管和登记此类机构的权力交给公安部，有些说不通。他们表示，民政部才是更合适的监管机构。    Read More

阿拉巴马州考特兰——这是一个荒凉的南方小镇，近年来，由于产自亚洲的进口商品大量涌入，镇上原本喧嚣忙碌的工厂受到了重创。43岁的小镇居民朗达·休斯(Rhonda Hughes)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狂热支持者。她72岁的母亲则对参议员伯尼·桑德斯(Senator Bernie)抱有同样的热忱。 对政治主流感到幻灭并不令人意外。但即将由四位著名学院派经济学家在本周揭晓的研究结果显示，美国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政治割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明显加快的全球化进程让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出现锐减。 繁荣一时的阿拉巴马州考特兰 休斯总是避免和她母亲讨论大选话题，但她们83岁的邻居本杰明·格林(Benjamin Green)完全知道华盛顿需要什么。“只有一个凶悍的家伙才能理顺这个国家，”他说。通过交叉参照2002至2010年间的国会表决记录、不同地区工作岗位减少的情况以及其他经济趋势，研究人员发现，受贸易冲击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更容易在政治上走向极右或极左。“这无关乎在任者改变立场，”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劳动经济学和贸易领域的知名学者、时报撰稿人大卫·奥特尔(David Autor)说，“而是关乎意识形态上更激进的继任者取代温和派。”奥特尔还说：“回想起来，我们本应看到，不论特朗普抑或桑德斯的崛起，都是这种趋势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冲击’并非唯一因素，但却是一个被忽略的环节。” 除了奥特尔，从事这项研究的还有苏黎世大学(University of Zurich)的大卫·多恩(David Dorn)，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教授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以及瑞典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的卡韦赫·马勒西(Kaveh Majlesi)。 “受到进口竞争的冲击，对中间派非常不利，”汉森说。“我们已经知道政治两级分化和收入不平等之间是有关联的，但那仅仅是相关而已。现在我们发现了经济变迁令政治分歧进一步扩大的机制。”帕克·格里菲斯(Parker Griffith)对于政治中间派被人抛弃有着切身体会。格里菲斯原本是代表考特兰镇所在的阿拉巴马州第五国会选区的一名蓝狗民主党人(Blue Dog Democrat)。他在2009年转投共和党阵营，变成了温和派共产党人。但这并不足以保住他的席位。在2010年的共和党初选中，格里菲斯败给了小莫里斯·J·布鲁克斯(Morris J. Brooks)，后者加入了最右派的国会议员的行列。 “如果你面临着经济压力，无法养活家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归罪于他人，”格里菲斯说，“比如墨西哥人、菲律宾人、奥巴马。”国会议员布鲁克斯曾经说过，为了把非法移民赶出美国，他会考虑“除了朝他们开枪之外的任何办法”；他还支持提高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以便“培育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对在他看来正在进行货币操纵的北京方面予以惩戒。就阿拉巴马州第五国会选区而言，政治风向已经进一步向右转了。该选区涵盖了田纳西河(Tennessee River)河畔拥有航天及国防相关产业的亨茨维尔市，以及更像工业城市的佛罗伦斯。但奥特尔及其同事发现，在少数族裔聚居的地方，同样的冲击会推动民主党占优的选区走向相反的方向。他们的研究结论是：贸易冲击来袭，受到重创的白人选民会向右转，非白人选民则会向左转，两党的中间派支持率都会下降。 20世纪下半叶，随着南方地区逐渐变得工业化，原本在农场里辛勤劳作的贫穷的阿拉巴马人得以勉强跻身中产阶级之列。在由田纳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修建、可以提供廉价电力的那些水坝的帮助下，成千上万工人在工厂里缝制着牛仔裤和T恤衫，在工会组织强大的工厂里，他们可以赚到最高达20美元的时薪。但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以后，这里的服装行业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走向崩溃，前述进程也就出现了逆转。将近1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消失了。该地区当前的失业率是7.4%，远低于2010年12.8%的峰值，但仍大大高于5%的全国平均水平。这一新研究所凸显的是，经济学家们就旨在鼓励国家间工业竞争的那些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展开了更广泛的反思。 “针对失业工人所受冲击的程度有了更深的理解，”汉森说。“不过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本质有所变化，学术界花了一些时间才跟上这种变化。”直到美国在1994年与加拿大、墨西哥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尤其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以前，贸易协定大多是多边的，美国的制造业产品进口量上升，主要是因为从德国、日本等发达工业国家进口了更多产品。“中国和WTO代表了一种严重得多的冲击，”奥特尔说。“那以前我们没见过这样的冲击，因为我们的贸易伙伴一直是富国，而非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生产率很高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弄清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与政治两极分化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把关注点放在了一些制造商倾向于在某一特定地区深入发展这个特点上。“这就造成了一些地区遭受的伤害尤其严重，”奥特尔说，“我们正目睹它的政治后果。”奥特尔和汉森强调，贸易冲击只是让国会的两极分化愈演越烈的多个因素之一（其他因素包括收入不平等、对移民的看法等）。但它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过去十年里尤为如此——其间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数量出现激增.这种由贸易引发的两极分化，已经对国会的整体意识形态构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这项研究的几位发起人发现，受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冲击最严重的那些国会选区的选民，倾向于选择意识形态更为极端的立法者。 2002至2010年间，所受贸易冲击程度排在前5%的地区，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量比排在后5%的地区平均高出19%。总体而言，那些受到严重冲击的地区比以前保守得多：在意识形态上相当从马克·鲁比奥(Marco Rubio)变成特德·科鲁兹(Ted Cruz)一些极为保守的国会议员过去一直赞成自由贸易理论，但对来自茶党(Tea Party)的支持表示欢迎的布鲁克斯并不讳言自己的立场。“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必要举措来保证其他国家无法成功地伤害或摧毁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两周前我去过中国，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他们就会把我们打翻在地。”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奥特尔仍然相信，整体而言全球贸易将为美国经济带来早就获得确认的益处。但他意识到，愤怒的选民完全有理由不快。 “问题在于收益是分散的，成本是集中的，但我们的政治体系尚未着手处理与这些成本有关的问题，”他说。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赫夫鲍尔(Gary Clyde Hufbauer)等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也承认，联邦政府没能满足因为进口壁垒降低而失业的那些工人的需求。但自由贸易的收益是“损失的10倍”，他说。“自由贸易让产品的价格降低了，就这一点而言，它真的帮到了工薪阶层的人。收入较低的人获得的好处更多一些，因为他们会把更大比例的收入花在购买商品上。”或许吧。但这种话安慰不了生活在阿拉巴马州北部的人，那里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制造业工作岗位仍然在减少。 （文章和图片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Read More

据美国媒体报道，如今在美国各地越来越多见地道的中国地方风味美食，不少留学生也掺一脚，经营起中式煎饼摊。而他们所制作的煎饼不但获得美国媒体的称赞，更为他们每日带来过千美元的收入。 飞天猪煎饼老板Yolanda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发表题为《中国煎饼占领曼哈顿》的报道称，煎饼身世卑微，但制作煎饼却堪称一门艺术，而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纽约佩斯大学主修市场营销和艺术史的约兰达·李和四川省的藏族人、主修金融的次仁卓嘎在纽约推出煎饼这种经典食品。 去年10月，两名留学生把明黄色的“飞天猪煎饼”餐车开上街头，在纽约大学商学院附近为学生提供服务，还吸引到了中城的一些午餐人群，周一和周二下午，餐车会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外的百老汇蹲点。 “我们起初想开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餐厅，可是纽约市的房屋租金显然高得吓人，”李说。“但我随后意识到，弄一辆餐车是个更好的主意，因为煎饼就该在街上卖。” 飞天猪煎饼创业团队 这辆餐车上的“北京原味”煎饼现在卖8美元一个——价格大约是北京的10倍。李和次仁卓嘎还在菜单上列明了几种特别选项。如果“北京原味”无法满足你，可以加入他们特别准备的五花肉。加金枪鱼的要价9.5美元。她们甚至还提供无麸质煎饼。 她们的生意已经取得了成功，一个工作日平均能卖出150个煎饼。这两位创业者并不是最先在美国卖中式煎饼的人。 早在1年多前，留学生郝竹明和朋友芮永山就开办了一家中式煎饼小店。开业第一天，他们的煎饼就脱销了。三天内，他们卖出去了800多套煎饼，期间他们没有做过任何广告营销。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郝和芮都是来自中国北方城市，5年前到美国上大学。 郝称：“我之所以想到开个煎饼店，是因为这是最纯正的中国味道，能让我想起家乡的味道。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都这么想。” 事实上，中式煎饼不但受华人学生的欢迎，甚至不少本地人也折服在其魅力下。1977年生于纽约的布赖恩·戈德堡在北京留学时迷上中国的街头煎饼。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东亚研究硕士专业期间写过商业计划，就是关于开一家在美国的街头煎饼店。随后，他在中国北方品尝40种不同的街头摊饼后，选中最喜欢的那家，买下配方并学做煎饼。去年夏天，戈德堡回到了纽约，并开始准备向美国食客介绍这道北方佳肴。 （文章来源：美国《侨报》；图片来源：网络）  Read More

倪可欣/美国新闻速递 2月17日，洛杉矶高等法院对案件进行宣判，中国留学生章鑫磊走上法庭。 上周三名中国留学生被判刑之后，其中一位的父亲指出，他儿子在美国高中混迹于中国学生之间，多年学不好英语，但在过去一年的监禁生活中英语却迅速提高。恐怕未来数年，他们三人只能在加州的监狱补学在当地高中落下的美国教育。 2月17日，轰动一时的小留学生绑架、欺凌同胞案宣判，三名19岁的中国留学生在洛杉矶高等法院分别被判6年、10年、13年监禁。根据美国联邦法律规定，他们将在刑满后被驱逐出境。庭审显示，2015年三月底因为琐事发生争执，翟云瑶、杨雨涵、章鑫磊和其他多名中国小留学生，在他们生活的洛杉矶罗兰岗(Rowland Heights)社区，绑架并殴打了当时18岁的刘怡然，脱光她的衣服、用烟头烫她的乳头、剪掉头发逼她吃掉，还拍下她的裸照，整个过程持续数小时。被害人报警后，六人被捕，其中三人尚未成年，还有数人在逃。三位主犯表示不予抗辩。 案件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的“降落伞儿童”(parachute kids)——无父母陪伴独自在美求学的小留学生——的审视。这些包括被害人在内的学生都在十多岁通过中介的安排来到洛杉矶等大城市，在远离父母的异国独自求学。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富裕家庭为了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就业机会，或一张绿卡送子女出国，这样的低龄留学生越来越多。群殴事件却让人们一窥这些小留学生在监护缺失、独自适应异域生活时，可能出现的极端行为。审理此案的法官说，此事让他想到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笔下的《蝇王》(Lord of the Flies)，这部小说讲述了一群6到12岁的男孩困于孤岛后，恶的本性膨胀而导致互相残杀。 据报道，出事的这些降落伞儿童在美国无所拘束、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情感纠葛、账单纠纷、被害人说翟云瑶等上海人坏话，绑架、欺凌因之而起。根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在宣判当日，被告杨雨涵通过律师向法庭宣读了一份声明，表示自己不是坏人，问题出在“降落伞儿童综合征”，她说“中国的父母都是用心良苦，送他们的孩子到遥远的地方，无人监护、自由太多，这引发了灾难”。 不过在国内，许多人认为，这些富裕家庭的子女，将自己在国内任意妄为的做派延续到美国，最终受到惩罚。17日宣判结束，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一片叫好声，一些人表示“活该”、“大快人心”。一位名为“淡花的沫鱼”的新浪微博用户写道：“还是美国的法律严谨，不在乎你是什么阶层的，只要触犯了法律法规就会受到制裁。在国内就不一样了，钱能摆平这些富二代所犯的事。” 宣判当日，翟云瑶在通过律师向法庭宣读的一份英文声明中提到了国内对她的各种批判：“我听说，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中国，都有很多人恨我，可能我也理应得到这样的对待。”提及父母时，翟云瑶说：“他们送我来是为了让我享受更好的生活和更全面的教育。随之而来的是自由，实际上太多的自由。”她接着说：“在这里，我变得孤独、迷失。我从没有跟父母说过这些，因为我不想他们担心我。” “降落伞儿童”一词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一些富有的台湾、香港、韩国等亚洲家庭送自己的孩子，独自去教育更为先进的美国求学。近年来，来自中国大陆的青少年成为这一群体的绝对主力。在洛杉矶提供心理咨询的张馨方(Hsing-Fang Chang)博士表示，这些孩子存在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她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们往往来自富裕家庭，在国内受到良好的照顾，面对新的环境，缺乏独自应对挑战和压力的能力，和管理情绪的能力。”她曾经处理过的案例中就有抑郁症，并出现自杀倾向的降落伞儿童。说到去年三月的欺凌事件，张馨方表示，在群体中，往往由于责任分散，人更容易做出极端的行为。 但章鑫磊和多数被告以及原告曾经就读的牛津学校(Oxford School)的负责人乔治·王(George Wang)表示，所发生的事情在公立学校也有，青少年教育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某一国家的问题。“他们不坏的，需要更多的鼓励关注。”乔治·王说，华人30年前创办的牛津学校有两百名左右的学生，多数来自中国大陆，其中有许多是独自在美。说起章鑫磊，乔治·王说，“在学校表现蛮静的，也没有什么违法的行为。成绩不是很好，因为他英文程度的问题，有时候缺课。但是这个扯到他做那个事情，就没有直接的关系。” 章鑫磊来自一个上层中产家庭。父亲章帆是安徽人，90年代下海，在深圳经营一家小厂。2012年，15岁的章鑫磊初中毕业来到洛杉矶，寄宿在一家墨西哥移民家庭。他先就读于一所基督教学校，同学多为和他一样来自中国的降落伞儿童。后由于无法适应英语教学，考试屡屡不合格，他转学至牛津学校，同样地，大多数同学还是中国人。在这过程中，他认识了案件的主犯翟云瑶和杨雨涵，并随后开始和翟云瑶约会。去年3月30日案发当天，他帮助开车，并去取了后来用来剪掉刘怡然头发的剪刀，最终获刑6年。事发以后，章鑫磊的父母已赴美六七次，虽然他们至今仍不了解美国的法律程序，章帆在一则短信中说，“经过还没弄清楚就输了”。 近日，章帆通过电话接受了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访，他谈到在美国陪伴儿子应诉遭遇的困惑，一些中国好孩子如何走上被告席，以及送孩子“西漂”的沉重教训。访谈内容经过编辑和删减。 纽约时报中文网：章鑫磊被判了六年，你怎么看这个结果？ 章帆：作为中国的父母，对于这个我们是有我们的意见。他在场没有打，已经表现得不错了，但是对美国的法律来说他肯定有错，这一点我们也不理解。在场的话就一定同罪，有那么大的罪，一坐牢就是六年，到现在我也不能完全理解。我在中国生活了一辈子，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一直都是这个理念。 中国的法律还是有中庸之道，吵完打完气消了就好了，刘怡然打完后还是送她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走了，大人不计小人过。可美国法律是不给人犯错，小孩打架、夫妻吵架和吐口水都会引来灾难。美国法律像西医，对症下药，哪儿有问题就医哪。中国法律像中医，会找前因后果，找岀病因，去病固本。中国法律有调解和和解，让受害人得到最大的补偿。 纽约时报中文网：那么为什么章鑫磊当时会帮忙开车、拿剪刀？ 章帆：当时他刚刚满了18岁，刚刚拿了牌照，开了一个月不到，开车瘾很大。他们叫他到哪里去，他肯定就去了，况且当时也在跟翟云瑶谈朋友，翟云瑶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纽约时报中文网：章鑫磊在国内是怎样的孩子，为什么到了美国会成了被告？ 章帆：出去之前在深圳读书，小学一直成绩蛮好的，到初中的时候差了一些，玩游戏影响学习。十四五岁的时候比较难管，有时间就玩游戏。性格很柔和的，和我一样，还是有点软弱的，人缘也比较好，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错就错在认识翟云瑶了，太听她的话，离不开现场。 纽约时报中文网：这些原本的好孩子，为什么会在美国干出这样的事？ 章帆：他们都是中国人在一起交往比较多，他们抱团嘛，这些中国孩子太多了，像那一带的话，可以说遍地都是中国孩子。因为他们的英语很难融入美国孩子中。有那么多中国孩子，他们何苦说外语。他们在一起玩、一起吃、一起唱歌、一起喝酒，肯定矛盾就有了。 这件事情我认为必然会发生，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这些孩子搞来搞去，刘怡然去年就被翟云瑶打，上个月(事发的前一个月）也有人打她，翟云瑶就在场，他们打的少吗？他们一年打的几次十几次的都有，把这帮孩子放出去就是有这样的问题。 纽约时报中文网：谁该对他们的行为负责？ 章帆：最大的责任肯定是父母，学校不管、寄宿家庭也不管了，美国政府也不管。 纽约时报中文网：许许多多的中国父母选择送孩子出国读书，而且年龄越来越小，你当初送章鑫磊出国是什么考虑？ 章帆：当时他有一个同班同学小郭办了去美国上学，他妈妈就跑来问我，章鑫磊要不要办。我问了章鑫磊，然后章鑫磊说他也要去。他们家经济条件比较好，在那里买了套房子，所以安排儿子去那里留学。这样章鑫磊答应去了，就开始办了。通过中介办的，因为我们也不懂，介绍说学校还不错，孩子到美国去，很快英语能说好，又是基督学校，比中国教育要好，中国教育方式给孩子压力太大，我们就随大流就去了，没有考虑那么多。 那时候并不了解美国，都说那边好，教育方式好、小孩能力锻炼的也好，不像中国的教育方式，中国有一点死读书，那边社会活动也很多，学的知识会全面一些，就是认为那边好，所以就答应了。按道理，美国还是比中国要好一些吧。然后办手续，就过去了。 中国人压力大，一切都喜好大跃进，导致孩子西漂。父亲当年没有动脑就跟同事下海了，下海打拼也是一把辛酸泪。为了孩子的未来，同样犯了错误，放章鑫磊小小年纪来美国西漂。也是一次大跃进！中国人喜欢大跃进：有工业大跃进，有文化大跃进，有工资大跃进，有住房大跃进，移民留学大跃进！中国人民是不怕苦的民族！可是我们输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是怎么为他选择寄宿家庭的？ 章帆：当时是中介带过去的，还是不错。选了几家，觉得他家不错，就一个女孩子。其他有的孩子多了，可能麻烦一点。当时中国的家庭不想进，他们说中国的家庭讲中文，学不到英文，老墨的家庭都是讲英文的，这样对英文有帮助。但是外面的环境都是中国孩子，所以他们不用英文，也可以生活，人都是有惰性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们的家庭信基督教吗？为什么一开始为他选择了一个基督教学校？ 章帆：算不上吧，不排斥，对基督教、佛教都有点兴趣。因为基督教学校在美国都是比较正规的，所以选了一所基督教学校。当时小郭的妈妈跟我们说，基督教学校比较好，所以我们就选了基督教学校，其他的学校我们也不知道。当时她的儿子已经被这所学校录取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根据你们的了解，章鑫磊在美国的学习生活是怎么样的？ 章帆：孩子一个人在外面还是很孤独的，吃了很多苦也不愿意说啊，出去了也没有脸面回国。后来我们想要他回来，但是他不愿意。（章鑫磊）说困难就是要钱，感觉上了学就是被绑架了似的，整天就是要钱。小孩独立去管钱很麻烦，有钱的时候花得开心，没有钱的时候日子不好过。 他的英文并不是那么好，就直接去学圣经、学基础课，根本就上不了。又不是封闭式的，下学就是寄宿家庭，寄宿家庭根本就管不了，语言不通，两三年了都沟通不了。上学一直都有去上，上了回来因为他们全部要用电脑，用电脑玩游戏。他游戏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我以前也不知道，出事以后去了六七次了，接触了他的同学，都说章鑫磊的游戏水平应该是全校最高的。说他一个人可以对付几个人。 纽约时报中文网：出事以后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骂这些孩子，说他们是富二代，行为残忍、罪有应得，你怎么看？ 章帆：国内骂的人很多，但是具体的问题谁都不管，就是说他们不对，谁也不找原因，美国政府更是不找原因。 很多不是富二代，只能说是中产阶级，真正这些富有的孩子，他们的条件好一些，上的学校也好一些，这样的话也有人照顾。就是中产阶级，有一点点钱，稀里糊涂，在那里买房子不行，朋友又不多，这些孩子相对麻烦一些，在那边没有人照应。真正的富二代好一些，有人照应。 纽约时报中文网：出事以后，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章帆：美国洛杉矶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现实的，我去了这么多次，我实际上是没有钱的，但是遇到骗子，比在国内十年遇到的都多，骗钱、借钱。我们在那里人生地不熟，求人家办事就得给钱，给了以后又借，借了以后也不要指望在洛杉矶能把钱要回来。比如有人吓唬我们，说男孩子（在监狱里）很容易被人鸡奸之类的，听起来多可怕。他们说能找关系托人，但是要钱，我们也不懂，就给钱。后来我们也精一些，前两次都被骗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章鑫磊在狱中怎么样？ 章帆：他现在挺好的，隔两天就打电话回来。人缘处理得很好，和墨西哥人、黑人都关系很好，所以在里面不大会受人欺负，现在他身体很结实，做俯卧撑他说做500个起步。 英语现在很好了，英语现在一下提高得很快，以前不敢说，单词知道，到那里去了一下子就提高了。那里没有华人，全都是美国人，黑人跟墨西哥人。 纽约时报中文网：如果再让你选择，你还会送章鑫磊出国吗？ 章帆：中国的孩子不要去美国，中国的教育挺好的，去那边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孩子十五六岁，你叫他吃这么大的苦头，一点也不值得，钱也花的多。要上学，上大学，年龄大一些还可以，高中绝对不要去。美国学校就是为了赚钱嘛，很多学校全都是中国学生，中国学生好招啊，一招一大批。 纽约时报中文网：对于今后送孩子去美国的父母，你有什么建议呢？...Read More

[GCTV全球华视冬红报道]4月25日下午，中国福建省与跨国公司圆桌交流会议在纽约曼哈顿下城举行。本次福建省访美代表团由福建省政府梁建勇副省长带队，与王永礼副秘书长、福建省商务厅刘德培副厅长、福建省旅游局陈奕辉副局长等一行来到美国纽约招商引资并推广宣传福建省的旅游项目。 全球泛华联盟北美负责人sherry zhang女士、腾琦先生受邀出席该交流会议并发言致辞，与梁副省长等对话探讨全球养生产品交易中心进驻福建省自贸区带来的巨大经济推动力、以及免镜3D手机高科技产品落户福建省将提供的税收优惠政策等等。梁副省长、王秘书长、福建省商务厅刘副厅长等均做出了详细的解答。 APCO公司的高级顾问Christian Murck先生、KGA董事合伙人Coco kee、Lawer Sarah Kettenmann以及天地国际公司刘敏博士均出席并现场互动交流、询问相关政策。    Read More